第七五七章 堂下何人状告本官(五)
现在事情已经闹得稍微有点大了。
真正的老百姓最多也就看看热闹,而江苏省各府的流氓们,已经先忙碌起来了。
打行,兴起于前朝,也算是经济发展的副产物。
一开始倒是还有点侠义气,但几乎是必然的,就和青莲教、白莲教、闻香教之类一样,发展发展就乱七八糟了。
打行起源于苏州府,源于苏州府募兵防备倭寇,但倭乱结束后,这些人被遣散了。
一群练武的,进了城市,然后被遣散了,没有生计,所以他们会干啥,也就显而易见的。
当时的应天巡抚来处置这些问题,刚来就被这群人来了个下马威,冲进去给了一耳光,告诉应天巡抚别鸡儿没事找事作死,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最后闹到了要起事攻下苏州府、武力弄死应天巡抚的地步。
显然,封建铁拳教了教这些人,流氓和军队有巨大区别。
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,就是这些人流散各地,嘉靖年间于苏州府,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扩散到松江府。
而这些年,大顺废运河,大量漕工,也为江南干这一行的输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,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最迟到万历中期,打行就已经“初步专业化”了。
最下层是敢玩命的马仔、打手。
上层,以秀才为主。
秀才大量参与流氓组织,是从万历年间兴起的特色。
民告官,甭管有没有理,先挨打。
秀才有特权,不需要。所以迅速催生出了秀才打行这种高端组织,毕竟正规的黑社会也得需要名牌大学的律师会计之类的嘛,都差毬不多。
秀才作为读书人阶层的特殊群体,是有一定的豁免权的,而且一般情况地方官也不敢下死手。
封建王朝,从不光鲜。
但看明末江南,经常出现民众打的衙役、士兵抱头鼠窜的场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喝血的衙役都是人民子弟兵,不可能对百姓下手呢。
实则上这些百姓带头的,是专业的打行秀才。
秀才领着,生员带头,随便一搞,谁也不敢真的下手。
百姓,百姓一年死几十万,也没见什么事。可要是打死个生员、秀才,那事可大了去了。
伴随着大顺废弃运河,甚至更早从开始海运算起,大顺江苏的打行也迅速分化了。
松江府作为海运最先兴起的地方,大量的外地人、漕工、以及山东登州府等地的水手等涌入,新帮派和旧打行,迅速出现了冲突。
而松江府的新兴资本、工商业的发展,也继续搞自己的“专业队伍”,两边斗了几年,最终伴随着大顺废运河这个决定性的打击,旧打行全面溃败。
松江府的秀才们,很多也摇身一变,成为了新兴阶层、工商业资本的附庸。
而在扬州府,旧打行这些人,依旧还是依附盐商为生的,包括大量的秀才,有文有武。
有笔杆子,也有专门的枪杆子。
至于百姓,百姓在被组织起来之前,其实力量不大。
现在因为盐政改革闹出来的矛盾,是立体的斗争。
上层有朝堂争斗。
中层有官员扯皮。
下层……下层,其实就是盐商的冲锋队,和新兴资本家的冲锋队,两边在打。
当然,这有点侮辱德纳冲锋队,论组织力确实差得远,但某些方面差不多。
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,都把下层争斗的焦点,放在了这一次废盐改垦上。
至于说这件事真正的利益相关的几十万盐户……不过是被利用的而已,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发声渠道的。真正能把这几十万盐户、松江府工人组织起来的强力组织,打这群人跟玩似的,但现在他们还未登上历史舞台。
两边依附旧盐商资本,和依附新兴工商业资本的两大冲锋队,在资本的命令下,迅速展开了动员。
旧盐商体系那边,快速找到了专业打行,大量秀才开始写文章,痛批垦荒公司夺民之产、使民无业、逼死百姓、不给小民活路、天日昭昭六月飞雪的大量文章,开始在旧盐商控制的各个府县传播。
而专门负责仗着秀才身份闹事、见官不拜、地方官不敢打死、衙役不敢真下狠手的武打行,也组织了三十多名有功名的秀才,带着大量的中下层地痞,向事发县集中。
新工商业体系这边,也快速找到了在松江府灰色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新帮派,这些融合了漕运漕工狠劲儿、或者逃避朝廷追捕的香教堂口,也迅速组织了人手。
而松江府等地已经开始依附新兴资本的秀才、生员们,也领导了钱,开始写文章描绘盐户生活的苦难,猪狗不如的生活,盛赞盐政改革的好处,痛批那些盐蠹是百姓口淡的祸根、是朝廷盐税少官盐难卖的根源。
而负责诸如冲击衙役、“义愤”殴打官员的秀才生员们,也都准备好了。
封建社会嘛,黑社会也是要看身份等级的。
能打对面秀才的,只能是秀才,不能越身份等级闹事。
正所谓,京城有京城的规矩,江南有江南的规矩。
有些事,在江南,就得用江南的办法。
前朝内阁首辅朱国祯,在《皇明大事记》中,已经将江南打行,与甘州兵变、大同兵变、辽东兵变等,视为同等的大事。
谷/span应该说,能当首辅的,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
虽然他无法理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、大明基层失控、工商业发展的必然,但也意识到这是一种“崭新的”、可以和甘州兵变辽东兵变等并列的大事。
在封建王朝,当朝首辅将其视为与兵变同等重要的大事,也足见其严重程度。
应该说,朱国祯的预见是正确的。
从嘉靖末年到明亡,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官民争斗、抗税、党争等等,这些打行的人全程参与。
无组织的民众,是成不得事的。
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帮派的兴致、专业打手、流氓无产者的性质,组织松散,但终究是有组织的。
否则,是无法解释诸多奇怪的记载的,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。
哪怕到了甲申年,崇祯上吊,江南哭临,这些打行“流氓冲锋队”,也露了脸。
阉党想要列班祭拜,复社反对,写檄文羞辱。
阉党就雇佣了一批当地流氓,上街去打复社的人。
复社也知道,批判的武器,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。
于是复社的徐武静、张子退,立刻从东阳、义乌等地,雇佣了大量的打手。
崇祯吊死江南哭临期间,阉党的冲锋队和复社的流氓冲锋队,就在街上开干。
最终还是复社那边的人更多,打的阉党的人抱头鼠窜,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,让阉党在市井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复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间的舆论风向。
顾炎武在其《生员论》里,就指出过这个问题。
朝廷年年科举。
科举那么多的秀才举人生员。
然后并没有那么多的官缺。
大家读书是为了当官,你又没有那么多的官缺,然后还要体现重视儒家而给生员诸多优待,这些生员能干啥?
显然啊,迅速流氓化啊。
利用朝廷给予的特权,当黑社会的头目。
底层流氓不敢打的人,我来打;底层流氓不敢骂的人,我来骂;底层流氓不敢干的事,我来干。
上层结党结社。
基层秀才当上层打手。
最底层是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专业打手。
当然,顾炎武虽然发现了问题,但解决问题的想法比较扯淡,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,是复“察举制”,认为每个县举荐四五人,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……就挺有想法的……
总之,正所谓,流氓不可怕,怕就怕流氓有文化。
不但有文化,还有国家给予的身份相关的诸多特权,那就更可怕了。
这也算是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,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、且朝廷的中央集权基本崩掉对基层毫无控制力时候,闹事的标准套路。
笔杆子写文,掌控舆论,占据道德制高点,煽动情绪。
底层打手出动,搜捕对面的打手,打的他们不敢露面,那么他们的舆论也就无法在市井传播。
朝廷干涉,生员打手出面带头,以有组织的一批专业打手攻击衙役等,带动城市不明真相的百姓,造成法不责众的效果。
这一招在明朝是一直有效的。
而这样的招数,最怕啥?
怕真敢抓人的军队。
他们成不得事的原因,也就是他们的局限性。
那些打行的生员,得益于朝廷稳定,因为他们的特权本来就是朝廷授予的,所以他们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特权。
所以他们惧怕,且绝对不敢发动真正的民众的力量,因为他们知道民众的力量一旦爆发,如同江南奴变和更早的江南借粜事件,他们会一文不值。
他们在用工商业发展之下的城市街垒斗争的雏形套路做事,却又绝对不敢反封建,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特权受益者,这也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群战五渣,萌芽至死仍旧萌。
而打行流氓,相对于无组织的百姓,是强大的。
但他们,又是所有有组织的群体中,最弱鸡的那种,哪怕对面的组织方式是宗教,他们都打不过。
这一次,盐商那边认定刘钰不敢真的在城市杀人,所以依旧还是采取这样的套路。
而松江府这边的新兴阶层,也只能采取这样的套路对抗。
而且,相对来说,松江府这边,专业性更高一些。
因为,之前出过一些事,经过刘钰的处置,使得松江府的流氓……专业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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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老百姓最多也就看看热闹,而江苏省各府的流氓们,已经先忙碌起来了。
打行,兴起于前朝,也算是经济发展的副产物。
一开始倒是还有点侠义气,但几乎是必然的,就和青莲教、白莲教、闻香教之类一样,发展发展就乱七八糟了。
打行起源于苏州府,源于苏州府募兵防备倭寇,但倭乱结束后,这些人被遣散了。
一群练武的,进了城市,然后被遣散了,没有生计,所以他们会干啥,也就显而易见的。
当时的应天巡抚来处置这些问题,刚来就被这群人来了个下马威,冲进去给了一耳光,告诉应天巡抚别鸡儿没事找事作死,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最后闹到了要起事攻下苏州府、武力弄死应天巡抚的地步。
显然,封建铁拳教了教这些人,流氓和军队有巨大区别。
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,就是这些人流散各地,嘉靖年间于苏州府,到了万历年间已经扩散到松江府。
而这些年,大顺废运河,大量漕工,也为江南干这一行的输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,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
最迟到万历中期,打行就已经“初步专业化”了。
最下层是敢玩命的马仔、打手。
上层,以秀才为主。
秀才大量参与流氓组织,是从万历年间兴起的特色。
民告官,甭管有没有理,先挨打。
秀才有特权,不需要。所以迅速催生出了秀才打行这种高端组织,毕竟正规的黑社会也得需要名牌大学的律师会计之类的嘛,都差毬不多。
秀才作为读书人阶层的特殊群体,是有一定的豁免权的,而且一般情况地方官也不敢下死手。
封建王朝,从不光鲜。
但看明末江南,经常出现民众打的衙役、士兵抱头鼠窜的场景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喝血的衙役都是人民子弟兵,不可能对百姓下手呢。
实则上这些百姓带头的,是专业的打行秀才。
秀才领着,生员带头,随便一搞,谁也不敢真的下手。
百姓,百姓一年死几十万,也没见什么事。可要是打死个生员、秀才,那事可大了去了。
伴随着大顺废弃运河,甚至更早从开始海运算起,大顺江苏的打行也迅速分化了。
松江府作为海运最先兴起的地方,大量的外地人、漕工、以及山东登州府等地的水手等涌入,新帮派和旧打行,迅速出现了冲突。
而松江府的新兴资本、工商业的发展,也继续搞自己的“专业队伍”,两边斗了几年,最终伴随着大顺废运河这个决定性的打击,旧打行全面溃败。
松江府的秀才们,很多也摇身一变,成为了新兴阶层、工商业资本的附庸。
而在扬州府,旧打行这些人,依旧还是依附盐商为生的,包括大量的秀才,有文有武。
有笔杆子,也有专门的枪杆子。
至于百姓,百姓在被组织起来之前,其实力量不大。
现在因为盐政改革闹出来的矛盾,是立体的斗争。
上层有朝堂争斗。
中层有官员扯皮。
下层……下层,其实就是盐商的冲锋队,和新兴资本家的冲锋队,两边在打。
当然,这有点侮辱德纳冲锋队,论组织力确实差得远,但某些方面差不多。
双方出于不同的目的,都把下层争斗的焦点,放在了这一次废盐改垦上。
至于说这件事真正的利益相关的几十万盐户……不过是被利用的而已,他们自己是没有任何发声渠道的。真正能把这几十万盐户、松江府工人组织起来的强力组织,打这群人跟玩似的,但现在他们还未登上历史舞台。
两边依附旧盐商资本,和依附新兴工商业资本的两大冲锋队,在资本的命令下,迅速展开了动员。
旧盐商体系那边,快速找到了专业打行,大量秀才开始写文章,痛批垦荒公司夺民之产、使民无业、逼死百姓、不给小民活路、天日昭昭六月飞雪的大量文章,开始在旧盐商控制的各个府县传播。
而专门负责仗着秀才身份闹事、见官不拜、地方官不敢打死、衙役不敢真下狠手的武打行,也组织了三十多名有功名的秀才,带着大量的中下层地痞,向事发县集中。
新工商业体系这边,也快速找到了在松江府灰色斗争中大获全胜的新帮派,这些融合了漕运漕工狠劲儿、或者逃避朝廷追捕的香教堂口,也迅速组织了人手。
而松江府等地已经开始依附新兴资本的秀才、生员们,也领导了钱,开始写文章描绘盐户生活的苦难,猪狗不如的生活,盛赞盐政改革的好处,痛批那些盐蠹是百姓口淡的祸根、是朝廷盐税少官盐难卖的根源。
而负责诸如冲击衙役、“义愤”殴打官员的秀才生员们,也都准备好了。
封建社会嘛,黑社会也是要看身份等级的。
能打对面秀才的,只能是秀才,不能越身份等级闹事。
正所谓,京城有京城的规矩,江南有江南的规矩。
有些事,在江南,就得用江南的办法。
前朝内阁首辅朱国祯,在《皇明大事记》中,已经将江南打行,与甘州兵变、大同兵变、辽东兵变等,视为同等的大事。
谷/span应该说,能当首辅的,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
虽然他无法理解这是商品经济发展、大明基层失控、工商业发展的必然,但也意识到这是一种“崭新的”、可以和甘州兵变辽东兵变等并列的大事。
在封建王朝,当朝首辅将其视为与兵变同等重要的大事,也足见其严重程度。
应该说,朱国祯的预见是正确的。
从嘉靖末年到明亡,江南的一系列光怪陆离的官民争斗、抗税、党争等等,这些打行的人全程参与。
无组织的民众,是成不得事的。
即便打行只是封建帮派的兴致、专业打手、流氓无产者的性质,组织松散,但终究是有组织的。
否则,是无法解释诸多奇怪的记载的,怎么百姓就有那么高的政治觉悟。
哪怕到了甲申年,崇祯上吊,江南哭临,这些打行“流氓冲锋队”,也露了脸。
阉党想要列班祭拜,复社反对,写檄文羞辱。
阉党就雇佣了一批当地流氓,上街去打复社的人。
复社也知道,批判的武器,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。
于是复社的徐武静、张子退,立刻从东阳、义乌等地,雇佣了大量的打手。
崇祯吊死江南哭临期间,阉党的冲锋队和复社的流氓冲锋队,就在街上开干。
最终还是复社那边的人更多,打的阉党的人抱头鼠窜,完全控制了市井局面,让阉党在市井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,复社迅速控制了市井间的舆论风向。
顾炎武在其《生员论》里,就指出过这个问题。
朝廷年年科举。
科举那么多的秀才举人生员。
然后并没有那么多的官缺。
大家读书是为了当官,你又没有那么多的官缺,然后还要体现重视儒家而给生员诸多优待,这些生员能干啥?
显然啊,迅速流氓化啊。
利用朝廷给予的特权,当黑社会的头目。
底层流氓不敢打的人,我来打;底层流氓不敢骂的人,我来骂;底层流氓不敢干的事,我来干。
上层结党结社。
基层秀才当上层打手。
最底层是流氓无产者组织的专业打手。
当然,顾炎武虽然发现了问题,但解决问题的想法比较扯淡,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的办法,是复“察举制”,认为每个县举荐四五人,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……就挺有想法的……
总之,正所谓,流氓不可怕,怕就怕流氓有文化。
不但有文化,还有国家给予的身份相关的诸多特权,那就更可怕了。
这也算是工商业发展起来之后,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、且朝廷的中央集权基本崩掉对基层毫无控制力时候,闹事的标准套路。
笔杆子写文,掌控舆论,占据道德制高点,煽动情绪。
底层打手出动,搜捕对面的打手,打的他们不敢露面,那么他们的舆论也就无法在市井传播。
朝廷干涉,生员打手出面带头,以有组织的一批专业打手攻击衙役等,带动城市不明真相的百姓,造成法不责众的效果。
这一招在明朝是一直有效的。
而这样的招数,最怕啥?
怕真敢抓人的军队。
他们成不得事的原因,也就是他们的局限性。
那些打行的生员,得益于朝廷稳定,因为他们的特权本来就是朝廷授予的,所以他们的依靠就是自己的特权。
所以他们惧怕,且绝对不敢发动真正的民众的力量,因为他们知道民众的力量一旦爆发,如同江南奴变和更早的江南借粜事件,他们会一文不值。
他们在用工商业发展之下的城市街垒斗争的雏形套路做事,却又绝对不敢反封建,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封建王朝的特权受益者,这也注定了他们只能是一群战五渣,萌芽至死仍旧萌。
而打行流氓,相对于无组织的百姓,是强大的。
但他们,又是所有有组织的群体中,最弱鸡的那种,哪怕对面的组织方式是宗教,他们都打不过。
这一次,盐商那边认定刘钰不敢真的在城市杀人,所以依旧还是采取这样的套路。
而松江府这边的新兴阶层,也只能采取这样的套路对抗。
而且,相对来说,松江府这边,专业性更高一些。
因为,之前出过一些事,经过刘钰的处置,使得松江府的流氓……专业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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