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一四章 消亡在即
原本历史上,颜元去世后,李塨、程廷祚等,几乎全程都在帮着颜元擦屁股,补漏洞。
因为其实不管李塨,还是程廷祚,都明白,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。
李塨在忙着修补“实践出真知”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。
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“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”的办法,不再像颜元那么“嘴臭”,狂喷各家,而是在抽象是肯定“圣人之学”,具体上则说“圣人之学如日月,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?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,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”。
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的做法呢?
因为颜元死前,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。
【天下事,尚可为!若等当积学,待用。】
而最终,到程廷祚的时候,李塨的大弟子,天文学家刘湘奎,因为私藏禁书,在程廷祚家中被捕,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。
但是,一旦选择妥协,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,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、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。
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“太刻苦、类墨者,传者卒稀。非久,遂终绝”。
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,也就是《儒林外史》中,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,写的卢信侯藏禁书、庄绍光慨叹“我道不行”,辞爵归乡的故事。
只不过,此时此刻,九宫山之后的变化,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,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。
因为,原本历史上,大儒张伯行就说,颜元这一套,就是标准的事功学,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。而且他断言,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,“首推陈同甫,其后必王安石,皆祸乱天下之道”。
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,以及合法性道统,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。
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,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,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。
虽然,也确实,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,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,以考据学为证据,说《周礼》不是真经,是伪书,依旧给了要办正事、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。
但最终,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,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,自己也投身考据学,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,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。
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,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,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读什么。
实际上,里面在读的,是他们学派的“洗脑”书。
是他们学派自己的《三字经》。
正本的三字经,当然要学,毕竟编写的确实好,开蒙最佳。
但他们自己学派的,或者说贯彻他们学派教育理念的《实学三字经》,也一样在教。
或许,他们觉得,有些东西,得从娃娃教起。
古先圣,学教人。有成法,当永尊。
年八岁,入小学。习小艺,履小节。
当出入,与即席。必后长,让莫逆。
至九年,教算术。十年时,宿外室。
学书计,习幼仪。肆简谅,是其宜。
及洒扫,与应对。仪大略,谨进退。
十三年,学乐作。颂诗歌,舞则勺。
及十五,入大学。习大仪,履大节。
学之旨,在明德。要亲民,善为则。
勤时术,舞象嗣。学五射,及五御。
二十冠,始裘帛。学五礼,孝悌饬。
舞大夏,学乃博。畜其德,不外伦。
三十壮,男事当。学益博,无定方。
孙朋友,视所志。大小成,在此时。
年四十,始出仕。发虑谋,道进止。
五六十,居官制。年七十,乃致仕。
此学宗,自唐虞。三事和,六府修。
六府者,曰水火。金与木,土与谷。
……
……
正此德,利此用。厚此生,三事重。
周祖之,曰三物。教万民,使勿拂。
一六德,智仁圣。义中和,自涵咏。
一六艺,礼乐射。御书数,用各适。
孔门继,诸贤从。或礼乐,或农兵。
子雅言,诗书礼。性天道,不可耳。
文与行,忠与信。是四端,每谆谆。
凡此者,确有凭。
载经书,教人兴。
何至今,但章句?
于实学,乃不务。
谨揭此,以为式。
有志者,自努力!
其实很简单,这套东西的内核,就是把“魔改后的六艺”,作为重建儒学的基础。
以艺为本。
虽然他们学派的逻辑、和哲学困境,始终没解决。
也虽然,学六艺怎么就能通大道的问题,也确实没解决。
但最终,他们选择了“以待后来人”,相信后人的智慧,能把这些东西解决,既要学实学、重实践,又不要被开除儒籍。
办学宗旨,依旧是六德、六行之实事,皆在六艺之中。
通过从小的教育,从小教孩子们改动后的三字经,在上层构建暂时不能解决的前提下,强行给孩子们灌输“要学技艺、学实学,这才是正途”的理念。
可实际上,在此时的大顺,毁灭他们的,也恰恰是他们重视实学的理念。
因为刘钰这个典型的例子,证明了张伯行的推断:那些不学经典、不正己心的人,六艺技能学的再多,也不可能就从技艺中通悟圣人之道。
就算把六艺狭义化,刘钰打过仗,种过棉花,搞过数学,六艺里至少占了三吧?那他咋没通圣人之道呢?你们学派总不能说,他是个儒生吧?
原本张伯行的推断,也只是嘴上过瘾。毕竟总不能说颜元、李塨这群人,不是儒生吧?虽然他们有点异端,但不管是治经,还是典籍,配个大儒的称号总是配得上的。
类似于王安石,虽然在大儒看来,路走错了,但总不能把他开除儒籍吧?
之前颜李学派可以说,你看,我们学派这些人,走的就是六艺、实践从圣的路,我们这些实学派的,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。
现在颜李学派就比较难受了。
新学一系,一群学农学、学算数、学打枪、学放炮、学航海、学天文的。然而问题是,这群学实学的,并没有从六艺成道啊。
这是明摆着的事。
按颜元的说法,说六艺通晓其一的,算儒生;读经的,根本不配叫儒生,只是文人。
那好了。
那些学算数放炮的,六艺之一很精湛,背个论语都磕磕巴巴的只能背选段。他们是儒生?
而那些可以背诵论语、孟子的,反倒不是儒生,而是文人?
这说得通吗?
啥是儒生,是你定义的?你是孔子啊,还是孟子啊,还是朱子啊?你算啥呀?
合着我们这些自小诵读经典的,连儒生都不是了?
反倒是那些经典背不了几句,开口就是几何算数的,反倒成了儒生了?
这就是“正统”之争。
或者说是话语权之争。
如果颜李学派是正统,自然他们可以定义,什么才算是儒生,什么不是儒生只是文人。
但问题是他们并不是正统。
大顺官方树立起来的正统学问,问题也很大,就是始终完不成儒学框架内的闭环,不成体系。
大顺其实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正统学问。
而且朱熹当初的断言,是真的没错。搞事功学,搞来搞去,最后肯定搞得自己都弄不明白。
叶适最后选了“形而下”,要克己复礼,制度在前,即便搞成这样了,可依旧还是无法闭合。
更别提现在一大堆的问题。
考据学兴起,引发了考据风潮,一堆伪书,弄得很多学问今天才立起来,明天就被人批说这是伪书引申出的东西,异端。
本身大顺的“影射”显学的管仲问题,本就已经引起风波了。
现在颜李学派不谈管仲仁不仁,而是直接把刘钰认做是“虽远不及通儒大圣,然乙等儒生、或曰中士可也”。
又赶在刘钰等人即将离开江苏、皇帝即将最后一次南巡改革后的江苏、顺带把刘钰等人全都带回京城的背景下,这就难免要搞出事端。
他们学派现在的困境,着实太大。
想的太多。
要解决的东西太多。
但在窠臼之内,其实无解。
甚至他们自己提出的那一套东西,被刘钰这群搞新学实学的,弄得彻底不能自圆其说了——六艺精湛的一群人,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,纯社会的边缘人。不是在工厂,就是在殖民地,要么在军队,要么在农田,着实看不出他们有从六艺实践而得圣人之学的迹象。
总之,虽然和原本历史有所不同,但似乎,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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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其实不管李塨,还是程廷祚,都明白,颜元作为儒学学派的巨大的哲学困境和逻辑漏洞。
李塨在忙着修补“实践出真知”这个明显不是儒学体系的说法。
程廷祚则用了更巧妙的“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”的办法,不再像颜元那么“嘴臭”,狂喷各家,而是在抽象是肯定“圣人之学”,具体上则说“圣人之学如日月,圣人的学问怎么能是后人追得上的呢?后人解读的圣人之学,就像是以一目所见而以为周天之径也”。
为何程廷祚会选择这种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的做法呢?
因为颜元死前,留给弟子们的遗言非常有内涵。
【天下事,尚可为!若等当积学,待用。】
而最终,到程廷祚的时候,李塨的大弟子,天文学家刘湘奎,因为私藏禁书,在程廷祚家中被捕,让程廷祚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。
但是,一旦选择妥协,这种本来就异端味儿太浓的学问,也就最终走到了抛弃宋儒、却尊汉经的另一种皓首穷经之中。
最终还是如梁启超所言“太刻苦、类墨者,传者卒稀。非久,遂终绝”。
而在通俗世界的最后一点痕迹,也就是《儒林外史》中,吴敬梓为了纪念这两位朋友,写的卢信侯藏禁书、庄绍光慨叹“我道不行”,辞爵归乡的故事。
只不过,此时此刻,九宫山之后的变化,让这个学派在这里活了下来,而且逐渐扩大的影响力。
因为,原本历史上,大儒张伯行就说,颜元这一套,就是标准的事功学,是朱子认为最异端的学问。而且他断言,颜元这一套学问的逻辑,“首推陈同甫,其后必王安石,皆祸乱天下之道”。
而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,以及合法性道统,恰恰用的就是陈同甫的道统说。
大顺的核心力量良家子那群人,官方的正式学堂名称,取得就是王安石的三舍法之名。
虽然,也确实,伴随着考据学的发展,毛奇龄和李塨的争论中,以考据学为证据,说《周礼》不是真经,是伪书,依旧给了要办正事、革制度的颜李学派会心一击。
但最终,没有和原本历史上一样,李塨为了给学派正名,自己也投身考据学,希望在经典中找到支持学派的证据,学派最终也湮灭在了复兴的汉经学之中。
此时根本不识字的赵立本,听到学堂里的童音读书声,并不知道这些孩子到底在读什么。
实际上,里面在读的,是他们学派的“洗脑”书。
是他们学派自己的《三字经》。
正本的三字经,当然要学,毕竟编写的确实好,开蒙最佳。
但他们自己学派的,或者说贯彻他们学派教育理念的《实学三字经》,也一样在教。
或许,他们觉得,有些东西,得从娃娃教起。
古先圣,学教人。有成法,当永尊。
年八岁,入小学。习小艺,履小节。
当出入,与即席。必后长,让莫逆。
至九年,教算术。十年时,宿外室。
学书计,习幼仪。肆简谅,是其宜。
及洒扫,与应对。仪大略,谨进退。
十三年,学乐作。颂诗歌,舞则勺。
及十五,入大学。习大仪,履大节。
学之旨,在明德。要亲民,善为则。
勤时术,舞象嗣。学五射,及五御。
二十冠,始裘帛。学五礼,孝悌饬。
舞大夏,学乃博。畜其德,不外伦。
三十壮,男事当。学益博,无定方。
孙朋友,视所志。大小成,在此时。
年四十,始出仕。发虑谋,道进止。
五六十,居官制。年七十,乃致仕。
此学宗,自唐虞。三事和,六府修。
六府者,曰水火。金与木,土与谷。
……
……
正此德,利此用。厚此生,三事重。
周祖之,曰三物。教万民,使勿拂。
一六德,智仁圣。义中和,自涵咏。
一六艺,礼乐射。御书数,用各适。
孔门继,诸贤从。或礼乐,或农兵。
子雅言,诗书礼。性天道,不可耳。
文与行,忠与信。是四端,每谆谆。
凡此者,确有凭。
载经书,教人兴。
何至今,但章句?
于实学,乃不务。
谨揭此,以为式。
有志者,自努力!
其实很简单,这套东西的内核,就是把“魔改后的六艺”,作为重建儒学的基础。
以艺为本。
虽然他们学派的逻辑、和哲学困境,始终没解决。
也虽然,学六艺怎么就能通大道的问题,也确实没解决。
但最终,他们选择了“以待后来人”,相信后人的智慧,能把这些东西解决,既要学实学、重实践,又不要被开除儒籍。
办学宗旨,依旧是六德、六行之实事,皆在六艺之中。
通过从小的教育,从小教孩子们改动后的三字经,在上层构建暂时不能解决的前提下,强行给孩子们灌输“要学技艺、学实学,这才是正途”的理念。
可实际上,在此时的大顺,毁灭他们的,也恰恰是他们重视实学的理念。
因为刘钰这个典型的例子,证明了张伯行的推断:那些不学经典、不正己心的人,六艺技能学的再多,也不可能就从技艺中通悟圣人之道。
就算把六艺狭义化,刘钰打过仗,种过棉花,搞过数学,六艺里至少占了三吧?那他咋没通圣人之道呢?你们学派总不能说,他是个儒生吧?
原本张伯行的推断,也只是嘴上过瘾。毕竟总不能说颜元、李塨这群人,不是儒生吧?虽然他们有点异端,但不管是治经,还是典籍,配个大儒的称号总是配得上的。
类似于王安石,虽然在大儒看来,路走错了,但总不能把他开除儒籍吧?
之前颜李学派可以说,你看,我们学派这些人,走的就是六艺、实践从圣的路,我们这些实学派的,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。
现在颜李学派就比较难受了。
新学一系,一群学农学、学算数、学打枪、学放炮、学航海、学天文的。然而问题是,这群学实学的,并没有从六艺成道啊。
这是明摆着的事。
按颜元的说法,说六艺通晓其一的,算儒生;读经的,根本不配叫儒生,只是文人。
那好了。
那些学算数放炮的,六艺之一很精湛,背个论语都磕磕巴巴的只能背选段。他们是儒生?
而那些可以背诵论语、孟子的,反倒不是儒生,而是文人?
这说得通吗?
啥是儒生,是你定义的?你是孔子啊,还是孟子啊,还是朱子啊?你算啥呀?
合着我们这些自小诵读经典的,连儒生都不是了?
反倒是那些经典背不了几句,开口就是几何算数的,反倒成了儒生了?
这就是“正统”之争。
或者说是话语权之争。
如果颜李学派是正统,自然他们可以定义,什么才算是儒生,什么不是儒生只是文人。
但问题是他们并不是正统。
大顺官方树立起来的正统学问,问题也很大,就是始终完不成儒学框架内的闭环,不成体系。
大顺其实基本上不存在真正的正统学问。
而且朱熹当初的断言,是真的没错。搞事功学,搞来搞去,最后肯定搞得自己都弄不明白。
叶适最后选了“形而下”,要克己复礼,制度在前,即便搞成这样了,可依旧还是无法闭合。
更别提现在一大堆的问题。
考据学兴起,引发了考据风潮,一堆伪书,弄得很多学问今天才立起来,明天就被人批说这是伪书引申出的东西,异端。
本身大顺的“影射”显学的管仲问题,本就已经引起风波了。
现在颜李学派不谈管仲仁不仁,而是直接把刘钰认做是“虽远不及通儒大圣,然乙等儒生、或曰中士可也”。
又赶在刘钰等人即将离开江苏、皇帝即将最后一次南巡改革后的江苏、顺带把刘钰等人全都带回京城的背景下,这就难免要搞出事端。
他们学派现在的困境,着实太大。
想的太多。
要解决的东西太多。
但在窠臼之内,其实无解。
甚至他们自己提出的那一套东西,被刘钰这群搞新学实学的,弄得彻底不能自圆其说了——六艺精湛的一群人,连科举的资格都没有,纯社会的边缘人。不是在工厂,就是在殖民地,要么在军队,要么在农田,着实看不出他们有从六艺实践而得圣人之学的迹象。
总之,虽然和原本历史有所不同,但似乎,消亡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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