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二零章 乡约村社(五)
教育,对全民,全国,全天下的宏观意义,自然和单独家庭的看法不同。
况且教育也才刚开始没几年,很难看出来有什么好处。反倒是每年的乡学费用,让乡约村社的人都很不满。
真本身,也算是乡约村社现在所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。
本身这种试图孤立于天下之外的男耕女织尝试,就是不太可能成功的。
江苏改革基本完成后,这里成为淮南盐垦区的“最后一块净土”。
这个乡社里的儒生,最大顺淮南垦区,“最后的士”。
外部环境的逼迫,迫使他们必须要做出选择。
之前传来的风声,是要卖掉五万亩土地,换取乡社的启动资金,跟上淮南的主流发展。
这需要多少钱,乡民不知道,但乡社的上层儒生是清楚的,因为他们知道淮南那些圈地区前期投资了多少钱。
现在,要么趁着运河修通的机会,卖地拿到启动资本,复制淮南圈地区的发展模式,但保留乡社的土地所有制。
要么,就只能被改革后的淮南地区,包裹其中,越发艰难。
圈地区发展起来的资本是哪来的,就像是那些人评价刘钰的新经济政策一样,说是可以上绞刑的走私贩子和海盗,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公司大股东;行走各地的私盐贩子,摇身一变前科全部消底,成为了盐政改革反抗扬州盐商盐引垄断的英雄。
只是如今都这样了,那也就英雄不问出处、资本莫问来路了。
卖地筹钱做启动资金,众人不满。
乡学征收教育经费,众人不愿。
加大粮食征收,购买铁轮织机,组建乡社自己的纺织作坊,搭上伴随着运河修通而到来的纺织业大发展的顺风车,可再征收粮食的话,就要达到将近七成税了。
实在撑不住了。
可一旦错过这个运河开通、纺织业沿河大发展的机遇期,那可能就没下一次机会了。错过这个机会,就只能给包买商打工,赚点劳力钱了。
放开乡约村社自力更生的想法,让资本入场,搞包买制,那颜李学派的尝试就算彻底失败了。
乡社的掌控权,也就落在了包买商的手里。包买商稍微压一下,就会让人苦不堪言的。
相对来说,在不愿意卖地的前提下,如果放开众议,乡社百姓的想法,觉得还是有路可走的。
取消乡学。
保持原本的乡学教育基金,售卖之后,作为资本,购置铁轮织机、购买棉纱。
孩子通通退学,回家帮着干活,在土地里投入人力,保证可以铺盖更多的土地来去盐改良。
最后达成每家一台织机,每家五十亩地的美好生活。
而这,又是乡社的发起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底线。
如果连教育都放弃了,那么还折腾什么?
实际上,这些搞乡约尝试的人,已经妥协很多了。
按照当初王源的设想,是要搞变种井田制的。
把一个长方形的土地,分成十二块,每块50亩。其中中间的两块为公田,其余为私田。
乡民集体种植公田,缴纳国课。
然后每户乡民,再从私田里征收绢三尺、帛一两、布六尺、棉半斤。再每年服一定数量的劳役。
按说这种设想,在天下之内,肯定是不行的。
但偏偏在淮南垦区,却又是可行的。
因为这地方的土地,真的是平整且四方的,是从一片荒地开启的。
然而,在开始之初,正如伴随着大顺改革,颜李学派自己也逐渐放弃了“复征本色”的税收想法,这种变种的井田制也取消了,不再用公田设置。
而且,每年的十一国税交上去后,剩下的如教育、水利、改良土地等经费,也绝不是靠每家布六尺、棉半斤、三日劳役就能解决的。
根本不够。
已经妥协了许多了,乡学教育,几乎就是颜李学派最后的底线了。无底线的妥协下去,最终什么都剩不下。
本身,淮南垦荒、发展实业,就是个需要相当多资本投入的大事。
刘钰早就劝过他们,这么搞不行,淮南的地又不是熟地、熟地你们又不敢搞暴力均田,所以你们这么玩肯定要砸。
历史上张謇搞淮南垦荒、兴办实业的时候,也是缺钱。
之前借用了两江总督的不少官银,最后实在还不上了。
张人俊和张謇有矛盾,刚当上两江总督,就嚷嚷着要查账,让张謇还钱。最后这钱,也是走的标准流程解决的。
所谓标准流程,就是“火烧账本”,标准技术。
谷橿/span张謇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,不久之后,江苏民政公署“突发”大火,账本全部烧毁。
饶是这样,依旧脆弱无比。一战时候借着帝国主义狗咬狗无暇东顾,赚了几年钱。一战刚结束,立刻出了大问题。
而且,开发淮南所需的资本,真的不是小农所能承担的。
张謇凭着自己的身份,低价圈地;又募集了大量股金;又挪用了两江总督的公款最终烧了账本不用还钱。
饶是如此,最终维系公司运转的现金流,也是从农民身上剥来的。
凭借身份低价圈地之后,再招募百姓做佃农。
租地之前,要缴纳6个大洋的抵押金,这钱是不给利息的。而租的地,也是荒地。
其实就是无息贷款,只是放贷人是小农,而公司提供的只是一片当初低价圈占的荒地。
基本上,是靠着大量能交得起六块大洋的小农,“非法集资”搞的无息贷款、免费的劳动力,才堪堪维系了垦区的发展。
最后也因为和稀泥的租佃制,导致改良棉种的构想,在他去世后全面倒退,租佃制加小农,连个改良棉种都折腾了三十年。
纵然此时和那时不同,资本充足,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被帝国主义商品冲击,使得淮南圈地区的发展相当迅速。
但这些都只是对大顺的新兴资产阶级有利的条件。
对这种乡约村社而言,这些有利的条件没意义,可前期建设投入的钱还是要花,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。
其实赵立本的二弟所发的这些牢骚不满,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的事。
要么,不融入改革后的江苏体系。
要么,融入进去。
而选择融入,不是搞成桃花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,那就是个很简单的“原始积累”问题。
别的圈地区的资本,原始积累,是从海上、贸易、抢劫、走私、垄断盐吸五省血等来的。
他们没有这个条件。
又不肯简单的男耕女织最低限度地维持原始生活,还想着“富而后教”,让百姓富起来。
那这原始积累,初始资本,从哪出?
靠小农手里的五十亩地,就算年年风调雨顺,没有水旱蝗灾,多久能攒一台铁轮纺织机?
当然,这种事,是以整个村社的视角来看的。
而于个人来说,赵立本听完弟弟的诉苦,就不觉得是个问题。
因为,他从金矿暴动中跑了出来,带回了金子,洗白了身份。
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桶金。
并赶在了这个变革时代的当口,基本上完成了阶级跃升。
如何完成阶级跃升,前朝冯梦龙的《醒世恒言》中的《施润泽滩阙遇友》故事里,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。
“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,开起三四十张绸机,又讨几房家人小厮,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。”
这就是完成了阶级跃迁了。
但这个过程嘛,前面倒也说的明白:好人有好报,挖坑的时候,挖出来一包金银,约有千金之数。遂开起三四十张绸机,又讨几房家人小厮,从小生产者跃升为资本家了。
当然,这是大明的幻想故事。
大顺的故事,则基本上是反的。拿到第一桶金的,不是海贼,就是走私贩子,没几个好鸟。
最低级的也是赵立本这样的,组织暴动偷出来金子。
不过如今这些改革地区的风气就是如此,英雄莫问出处、资本莫问来路,赵立本可不念叨那些乡约道德。
遂将自己得了钱的事,告诉了媳妇和弟弟,只说让他们不要声张。
“过几日,我将钱分开,留下给你们。我自带些钱,去高浪埠找三儿。若找得到,等我回来,咱们一同去关东,置些空地,弄些牛马,去那边种豆,过好日子。”
“若我回不来,亦或者路上出了事,你自带着你嫂子,离了这里。我看这地方,不是什么好地方,这钱又买不得土地,留在此地何用?我那边也有些过命交情的朋友,到时候自说给你们详细去处。”
“当初我犯了事,要不是三儿把自己卖了,凑得几两银子,只怕我也见不到你们了。我虽不曾学过乡约,可这道理也用不得别人教,无论生死,我得去一趟高浪埠。”
他这样说着。
赵立本的弟弟心里猛然闪过一念,或是平日里听的多了,心道:哥不曾学过,可天生就知道这般道理,这不就是圣堂先生说的圣学里的“良知”吗?
又想,若论起来,三儿当初卖了自己,去锡兰,也是因为长嫂如母养他长大。他也不曾学过圣学道理,这不也是“不虑自知的良知”吗?
这么一瞬间,他倒是对圣堂里先生们讲的良知、悟了,有了那么一丝玄妙的体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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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且教育也才刚开始没几年,很难看出来有什么好处。反倒是每年的乡学费用,让乡约村社的人都很不满。
真本身,也算是乡约村社现在所面临困境的一个缩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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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改革基本完成后,这里成为淮南盐垦区的“最后一块净土”。
这个乡社里的儒生,最大顺淮南垦区,“最后的士”。
外部环境的逼迫,迫使他们必须要做出选择。
之前传来的风声,是要卖掉五万亩土地,换取乡社的启动资金,跟上淮南的主流发展。
这需要多少钱,乡民不知道,但乡社的上层儒生是清楚的,因为他们知道淮南那些圈地区前期投资了多少钱。
现在,要么趁着运河修通的机会,卖地拿到启动资本,复制淮南圈地区的发展模式,但保留乡社的土地所有制。
要么,就只能被改革后的淮南地区,包裹其中,越发艰难。
圈地区发展起来的资本是哪来的,就像是那些人评价刘钰的新经济政策一样,说是可以上绞刑的走私贩子和海盗,摇身一变成为了人人羡慕的公司大股东;行走各地的私盐贩子,摇身一变前科全部消底,成为了盐政改革反抗扬州盐商盐引垄断的英雄。
只是如今都这样了,那也就英雄不问出处、资本莫问来路了。
卖地筹钱做启动资金,众人不满。
乡学征收教育经费,众人不愿。
加大粮食征收,购买铁轮织机,组建乡社自己的纺织作坊,搭上伴随着运河修通而到来的纺织业大发展的顺风车,可再征收粮食的话,就要达到将近七成税了。
实在撑不住了。
可一旦错过这个运河开通、纺织业沿河大发展的机遇期,那可能就没下一次机会了。错过这个机会,就只能给包买商打工,赚点劳力钱了。
放开乡约村社自力更生的想法,让资本入场,搞包买制,那颜李学派的尝试就算彻底失败了。
乡社的掌控权,也就落在了包买商的手里。包买商稍微压一下,就会让人苦不堪言的。
相对来说,在不愿意卖地的前提下,如果放开众议,乡社百姓的想法,觉得还是有路可走的。
取消乡学。
保持原本的乡学教育基金,售卖之后,作为资本,购置铁轮织机、购买棉纱。
孩子通通退学,回家帮着干活,在土地里投入人力,保证可以铺盖更多的土地来去盐改良。
最后达成每家一台织机,每家五十亩地的美好生活。
而这,又是乡社的发起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底线。
如果连教育都放弃了,那么还折腾什么?
实际上,这些搞乡约尝试的人,已经妥协很多了。
按照当初王源的设想,是要搞变种井田制的。
把一个长方形的土地,分成十二块,每块50亩。其中中间的两块为公田,其余为私田。
乡民集体种植公田,缴纳国课。
然后每户乡民,再从私田里征收绢三尺、帛一两、布六尺、棉半斤。再每年服一定数量的劳役。
按说这种设想,在天下之内,肯定是不行的。
但偏偏在淮南垦区,却又是可行的。
因为这地方的土地,真的是平整且四方的,是从一片荒地开启的。
然而,在开始之初,正如伴随着大顺改革,颜李学派自己也逐渐放弃了“复征本色”的税收想法,这种变种的井田制也取消了,不再用公田设置。
而且,每年的十一国税交上去后,剩下的如教育、水利、改良土地等经费,也绝不是靠每家布六尺、棉半斤、三日劳役就能解决的。
根本不够。
已经妥协了许多了,乡学教育,几乎就是颜李学派最后的底线了。无底线的妥协下去,最终什么都剩不下。
本身,淮南垦荒、发展实业,就是个需要相当多资本投入的大事。
刘钰早就劝过他们,这么搞不行,淮南的地又不是熟地、熟地你们又不敢搞暴力均田,所以你们这么玩肯定要砸。
历史上张謇搞淮南垦荒、兴办实业的时候,也是缺钱。
之前借用了两江总督的不少官银,最后实在还不上了。
张人俊和张謇有矛盾,刚当上两江总督,就嚷嚷着要查账,让张謇还钱。最后这钱,也是走的标准流程解决的。
所谓标准流程,就是“火烧账本”,标准技术。
谷橿/span张謇策动江苏巡抚程德全反正,不久之后,江苏民政公署“突发”大火,账本全部烧毁。
饶是这样,依旧脆弱无比。一战时候借着帝国主义狗咬狗无暇东顾,赚了几年钱。一战刚结束,立刻出了大问题。
而且,开发淮南所需的资本,真的不是小农所能承担的。
张謇凭着自己的身份,低价圈地;又募集了大量股金;又挪用了两江总督的公款最终烧了账本不用还钱。
饶是如此,最终维系公司运转的现金流,也是从农民身上剥来的。
凭借身份低价圈地之后,再招募百姓做佃农。
租地之前,要缴纳6个大洋的抵押金,这钱是不给利息的。而租的地,也是荒地。
其实就是无息贷款,只是放贷人是小农,而公司提供的只是一片当初低价圈占的荒地。
基本上,是靠着大量能交得起六块大洋的小农,“非法集资”搞的无息贷款、免费的劳动力,才堪堪维系了垦区的发展。
最后也因为和稀泥的租佃制,导致改良棉种的构想,在他去世后全面倒退,租佃制加小农,连个改良棉种都折腾了三十年。
纵然此时和那时不同,资本充足,本身就是帝国主义而不是被帝国主义商品冲击,使得淮南圈地区的发展相当迅速。
但这些都只是对大顺的新兴资产阶级有利的条件。
对这种乡约村社而言,这些有利的条件没意义,可前期建设投入的钱还是要花,总不能从天上掉下来。
其实赵立本的二弟所发的这些牢骚不满,总结起来就是个很简单的事。
要么,不融入改革后的江苏体系。
要么,融入进去。
而选择融入,不是搞成桃花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,那就是个很简单的“原始积累”问题。
别的圈地区的资本,原始积累,是从海上、贸易、抢劫、走私、垄断盐吸五省血等来的。
他们没有这个条件。
又不肯简单的男耕女织最低限度地维持原始生活,还想着“富而后教”,让百姓富起来。
那这原始积累,初始资本,从哪出?
靠小农手里的五十亩地,就算年年风调雨顺,没有水旱蝗灾,多久能攒一台铁轮纺织机?
当然,这种事,是以整个村社的视角来看的。
而于个人来说,赵立本听完弟弟的诉苦,就不觉得是个问题。
因为,他从金矿暴动中跑了出来,带回了金子,洗白了身份。
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第一桶金。
并赶在了这个变革时代的当口,基本上完成了阶级跃升。
如何完成阶级跃升,前朝冯梦龙的《醒世恒言》中的《施润泽滩阙遇友》故事里,已经给出了标准答案。
“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,开起三四十张绸机,又讨几房家人小厮,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。”
这就是完成了阶级跃迁了。
但这个过程嘛,前面倒也说的明白:好人有好报,挖坑的时候,挖出来一包金银,约有千金之数。遂开起三四十张绸机,又讨几房家人小厮,从小生产者跃升为资本家了。
当然,这是大明的幻想故事。
大顺的故事,则基本上是反的。拿到第一桶金的,不是海贼,就是走私贩子,没几个好鸟。
最低级的也是赵立本这样的,组织暴动偷出来金子。
不过如今这些改革地区的风气就是如此,英雄莫问出处、资本莫问来路,赵立本可不念叨那些乡约道德。
遂将自己得了钱的事,告诉了媳妇和弟弟,只说让他们不要声张。
“过几日,我将钱分开,留下给你们。我自带些钱,去高浪埠找三儿。若找得到,等我回来,咱们一同去关东,置些空地,弄些牛马,去那边种豆,过好日子。”
“若我回不来,亦或者路上出了事,你自带着你嫂子,离了这里。我看这地方,不是什么好地方,这钱又买不得土地,留在此地何用?我那边也有些过命交情的朋友,到时候自说给你们详细去处。”
“当初我犯了事,要不是三儿把自己卖了,凑得几两银子,只怕我也见不到你们了。我虽不曾学过乡约,可这道理也用不得别人教,无论生死,我得去一趟高浪埠。”
他这样说着。
赵立本的弟弟心里猛然闪过一念,或是平日里听的多了,心道:哥不曾学过,可天生就知道这般道理,这不就是圣堂先生说的圣学里的“良知”吗?
又想,若论起来,三儿当初卖了自己,去锡兰,也是因为长嫂如母养他长大。他也不曾学过圣学道理,这不也是“不虑自知的良知”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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