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五章 太子难当(上)
在这个变革的时代,很多东西都是前所未有的。
但皇帝觉得他多少能够看破这些表面的区别,读史依旧有用,只要别刻舟求剑,而是多去考虑当时的现实情况。
就像是读《盐铁论》之前,不可以不读《平准书》。
而读《平准书》之前,又不可不去读一读之前大顺征伐西域时候的“账本”,理解一下什么叫【千里负担馈粮,率十余钟致一石】。
再去看看大顺下南洋的账本,为什么同样是万里远征,下南洋的成本就比去西域便宜的多。
在皇帝看来,大顺最缺的,其实就是“木牛流马”,一种高效的运输工具。
因为伴随着南洋和关东的开发,以及刘钰的“酿酒外贸日本卖米等蓄水池”策略,实际上大顺能够控制的粮食产量,实际上已经基本可以做到有灾就赈、不至饿殍的地步。
难度始终在于,怎么把天津港、松苏港的粮食,运过去。
困扰大顺的是物流问题。
这也就是当初刘钰在盐政改革时候说的,盐政问题想要最终解决,要么全国各地哪个省都靠海或者有井盐矿盐;要么就要有一种一个月内能从东海到西域的交通工具。
《平淮书》也好、《盐铁论》也罢,以此时皇帝的视角来看,都是在“千里负担馈粮,率十余钟致一石”这個现实前提下的解决方案。
因为千里送粮损耗巨大,所以中央财政才要有钱,有很多很多的钱和财富。
以此时大顺的视角来看,很多政策,都是围绕着这个物流的现实而存在的。
至于说专营之利什么的……皇帝整天羡慕英国的航海条例,和超高的茶糖专营收入,以及一年上百万的东印度东方贸易品专营权收入。一个巴掌大点的小国,一年能收入两千万两,简直就是要好好学习的对象。
所以皇帝才支持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,直接搞了川南和淮北两个大型的半工业化大盐场——英国也不产茶叶,但依旧属于在生产端收税,因为茶叶可以算是“东印度公司生产”的,在生产端收税之后,剩下的就不收了;而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,本质上也是在生产端收税,盐是那些大晒盐场生产的,挤死低效手工业私盐,而且工厂越大越好,这方便在生产端征税,也方便一旦有事朝廷直接官营。
现在对大顺来说,专营之利有,粮食布匹也不缺,即便不进行全面的改革,那么要保证有灾荒的时候能够赈济,似乎就可以近乎无限期的续命。
因为,凡事如果只看明面的账本,是看不明白的。
比如前朝的农税,收的真的不多,怎么就遍地烽火了?
比如漕米的600万石,似乎也不是啥大负担,可为啥弄的百姓困苦?
因为……600万石漕米,账本上只写了到账数,不会去算物流费用。算上物流费用,损耗,贪腐等,600变6000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——大顺之前默许漕运贪腐,因为保证漕米是第一要务,剩下的都好说。就像是默许黄河决口冲南边不要冲北边一样。
刘钰在松苏改革的最后几年,一直在忙着搞大基建。到处挖运河、修运河、开运河、通运河。
皇帝明白刘钰为什么这么看重基建,所以皇帝很明白,刘钰说的“不需要水的大运河”以及蒸汽版的“木牛流马”对大顺朝廷意味着什么。
如今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里,英国选择了运河,到处修;法国选择了公路,到处修;大顺其实也只能选择铁路,到处修。
历史上,如果英国人修运河的时候,不要过于放任,有类似铁路一样的统一标准,以及一个整体规划,至少在英国本土,铁路这玩意儿要干过运河,可能还要等许多许多年。
大顺是没办法。
就北方这个情况,有脾气暴躁的母亲河,修运河就别想了;就黄土区和华北平原的黏土,下了雨,能把三两的鞋黏成三十斤的黄黏土,这时候修公路也是白扯。
在皇帝看来,那这“不用水的大运河”和人不罚马不嚼的“木牛流马”,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了。
如果修通了南北切割贯穿中原的铁路,400万石的粮食,运费就算消耗了七成,能有100万石抵达河南,那这简直就压根不用去考虑什么一里路一万两银子的天价,就算再加两万两,那也值。
皇帝不是怕人亡政息,而是怕太子按图索骥。心里压根没有啥清醒的认识,不知道变通。
有道,方可通万法。
当爹的说,要修路,于是就吭哧吭哧地修。
可在这个变化的时代,皇帝这二三十年就见了许多前所未见之物,要是日后遇到什么新情况,自己这个当爹的都没见过,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该怎么办,那咋整?
不知道咋整,只能回去看古书,古书里的很多东西,只看其形,那不非要搞出来王莽改制那一套?
现在的情况,在皇帝看来,真不是想退一步就能退的了,大顺已经被改革绑架了。
大顺征伐日本,给大顺上的一课,就是海军可以快速兵团机动,始终保证一个以多打少的优势局面。
想要解决,废掉海军,理论上要沿着海岸线修一条上万里的铁路,那这还是得往前走。
大顺占据锡兰,给大顺上的一课,就是印度就是进入南洋的桥头堡。英法都在印度编制土兵,到时候一个上亿人口的地盘,有的是炮灰,到时候就南蛮入侵了。
不过,应该说,直到现在为止,包括皇帝在内,都还没有对贸易、商品这些事上,有丝毫警觉。这也不能说是错,只能说,现在警觉,真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。
既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的角度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——这属于超前课程,大顺现在是真没机会感受这种竞争。
那么,大顺也只能从传统的征服与统治的角度,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。
而从征服和统治的角度,大顺既然能去印度收税,那么欧洲人能不能在中国收税呢?
衍圣公挂英王乔治的画像、挂法王路易的画像,有没有可能呢?地主能不能像印度的柴明达尔一样,只要保证我继续统治,我按时交税就行,剩下的都可以?
大顺毕竟是经历过明末的破事的,对此,素来是觉得靠不住的。尤其是这一次孟加拉事件中的背叛,更是给了大顺皇帝一个警示,大有可能。
是以,已经没法退了。
不退,就得保持海军。
保持海军,就得有钱。
有钱,就得贸易。
贸易,就得进攻。
进攻,就得有事功之臣。
事功之臣,就得学实学。
学实学,就得搞内外分野。
搞内外分野,就得要求皇帝必须脑子非常清醒,保持均衡,会玩手段,明白方向。
不明白方向,党争就无法控制,皇帝可能要沦为党争的小弟,路线问题会凌驾在皇权之上。这既包括王道、霸道、复古、礼法、也包括进步、激进、工商、改革,还包括民本、君本、封建、一统、专营、放权等等。
皇帝可以有路线,甚至皇帝可以本身就代表一条路线,但皇帝不能让路线凌驾在皇帝之上。
这其中的区别,皇帝很怀疑太子能不能明白。
这也不是换个太子就能解决的,因为皇帝在改革中表现出的倾向,使得皇帝无法确定皇子们到底是认可路线,还是认可皇权。
而换太子本身,又似乎意味着这是皇帝在传达对路线选择的态度,实际上在这时候换人,本身就是对皇权神圣性的削弱,看起来像是降到了路线之下。
皇帝自己也难受,或者说是他自己作出来的。
刚开始改革的时候,皇帝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、好不好、将来的情况能否应对。
他在改革中成长、在实践中琢磨。而改革的过程里,又是靠刘钰这个“宠臣”去完成的,且不说本身让太子去跟着学这就容易叫人产生极大的误解,就说让太子和刘钰交往过密,皇帝自己都不安心。
等着改革初见成效,太子却压根跟不上时代了。
不是说太子啥也不懂,实际上太子小时候就跟着传教士学过数学,长大后也接触过新学学问,而且对于火车铁路这些东西也不是一无所知,看实学书籍看的也不少。
而是说,太子学的太多,脑子学的泾渭分明了。
的确,皇帝是要搞内外分治的,但这种内外分野是要搞成一团浆糊,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而不是搞成泾渭分明。
问铁路,就照着新学的思路讲;问朝政,就照着旧学的思路来。这种泾渭分明不成浆糊的状态,是不行的。
皇帝很想让太子明白,铁路这破玩意儿,只是看起来新,所以翻史书,没办法以史为鉴。
可他娘的,你翻书的时候,没有铁路,难道没有直道、漕运、海运、京杭大运河吗?
看起来新,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。
可他娘的,大顺打西域,和伐日本下南洋,并没有相隔多少时间。都是一两万人决定战争的胜负,都是距离都城万里之外用兵,西域用兵超两三千万,下南洋伐日本不过几百万两白银,这其中的后勤军费的差距,到底是哪差出来的?
换了个皮,你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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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皇帝觉得他多少能够看破这些表面的区别,读史依旧有用,只要别刻舟求剑,而是多去考虑当时的现实情况。
就像是读《盐铁论》之前,不可以不读《平准书》。
而读《平准书》之前,又不可不去读一读之前大顺征伐西域时候的“账本”,理解一下什么叫【千里负担馈粮,率十余钟致一石】。
再去看看大顺下南洋的账本,为什么同样是万里远征,下南洋的成本就比去西域便宜的多。
在皇帝看来,大顺最缺的,其实就是“木牛流马”,一种高效的运输工具。
因为伴随着南洋和关东的开发,以及刘钰的“酿酒外贸日本卖米等蓄水池”策略,实际上大顺能够控制的粮食产量,实际上已经基本可以做到有灾就赈、不至饿殍的地步。
难度始终在于,怎么把天津港、松苏港的粮食,运过去。
困扰大顺的是物流问题。
这也就是当初刘钰在盐政改革时候说的,盐政问题想要最终解决,要么全国各地哪个省都靠海或者有井盐矿盐;要么就要有一种一个月内能从东海到西域的交通工具。
《平淮书》也好、《盐铁论》也罢,以此时皇帝的视角来看,都是在“千里负担馈粮,率十余钟致一石”这個现实前提下的解决方案。
因为千里送粮损耗巨大,所以中央财政才要有钱,有很多很多的钱和财富。
以此时大顺的视角来看,很多政策,都是围绕着这个物流的现实而存在的。
至于说专营之利什么的……皇帝整天羡慕英国的航海条例,和超高的茶糖专营收入,以及一年上百万的东印度东方贸易品专营权收入。一个巴掌大点的小国,一年能收入两千万两,简直就是要好好学习的对象。
所以皇帝才支持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,直接搞了川南和淮北两个大型的半工业化大盐场——英国也不产茶叶,但依旧属于在生产端收税,因为茶叶可以算是“东印度公司生产”的,在生产端收税之后,剩下的就不收了;而刘钰的盐政大改革方案,本质上也是在生产端收税,盐是那些大晒盐场生产的,挤死低效手工业私盐,而且工厂越大越好,这方便在生产端征税,也方便一旦有事朝廷直接官营。
现在对大顺来说,专营之利有,粮食布匹也不缺,即便不进行全面的改革,那么要保证有灾荒的时候能够赈济,似乎就可以近乎无限期的续命。
因为,凡事如果只看明面的账本,是看不明白的。
比如前朝的农税,收的真的不多,怎么就遍地烽火了?
比如漕米的600万石,似乎也不是啥大负担,可为啥弄的百姓困苦?
因为……600万石漕米,账本上只写了到账数,不会去算物流费用。算上物流费用,损耗,贪腐等,600变6000,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——大顺之前默许漕运贪腐,因为保证漕米是第一要务,剩下的都好说。就像是默许黄河决口冲南边不要冲北边一样。
刘钰在松苏改革的最后几年,一直在忙着搞大基建。到处挖运河、修运河、开运河、通运河。
皇帝明白刘钰为什么这么看重基建,所以皇帝很明白,刘钰说的“不需要水的大运河”以及蒸汽版的“木牛流马”对大顺朝廷意味着什么。
如今世界上几个最强的国家里,英国选择了运河,到处修;法国选择了公路,到处修;大顺其实也只能选择铁路,到处修。
历史上,如果英国人修运河的时候,不要过于放任,有类似铁路一样的统一标准,以及一个整体规划,至少在英国本土,铁路这玩意儿要干过运河,可能还要等许多许多年。
大顺是没办法。
就北方这个情况,有脾气暴躁的母亲河,修运河就别想了;就黄土区和华北平原的黏土,下了雨,能把三两的鞋黏成三十斤的黄黏土,这时候修公路也是白扯。
在皇帝看来,那这“不用水的大运河”和人不罚马不嚼的“木牛流马”,简直就是天赐之物了。
如果修通了南北切割贯穿中原的铁路,400万石的粮食,运费就算消耗了七成,能有100万石抵达河南,那这简直就压根不用去考虑什么一里路一万两银子的天价,就算再加两万两,那也值。
皇帝不是怕人亡政息,而是怕太子按图索骥。心里压根没有啥清醒的认识,不知道变通。
有道,方可通万法。
当爹的说,要修路,于是就吭哧吭哧地修。
可在这个变化的时代,皇帝这二三十年就见了许多前所未见之物,要是日后遇到什么新情况,自己这个当爹的都没见过,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指示该怎么办,那咋整?
不知道咋整,只能回去看古书,古书里的很多东西,只看其形,那不非要搞出来王莽改制那一套?
现在的情况,在皇帝看来,真不是想退一步就能退的了,大顺已经被改革绑架了。
大顺征伐日本,给大顺上的一课,就是海军可以快速兵团机动,始终保证一个以多打少的优势局面。
想要解决,废掉海军,理论上要沿着海岸线修一条上万里的铁路,那这还是得往前走。
大顺占据锡兰,给大顺上的一课,就是印度就是进入南洋的桥头堡。英法都在印度编制土兵,到时候一个上亿人口的地盘,有的是炮灰,到时候就南蛮入侵了。
不过,应该说,直到现在为止,包括皇帝在内,都还没有对贸易、商品这些事上,有丝毫警觉。这也不能说是错,只能说,现在警觉,真有点杞人忧天的意思。
既不可能从资本主义工业竞争的角度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——这属于超前课程,大顺现在是真没机会感受这种竞争。
那么,大顺也只能从传统的征服与统治的角度,去理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。
而从征服和统治的角度,大顺既然能去印度收税,那么欧洲人能不能在中国收税呢?
衍圣公挂英王乔治的画像、挂法王路易的画像,有没有可能呢?地主能不能像印度的柴明达尔一样,只要保证我继续统治,我按时交税就行,剩下的都可以?
大顺毕竟是经历过明末的破事的,对此,素来是觉得靠不住的。尤其是这一次孟加拉事件中的背叛,更是给了大顺皇帝一个警示,大有可能。
是以,已经没法退了。
不退,就得保持海军。
保持海军,就得有钱。
有钱,就得贸易。
贸易,就得进攻。
进攻,就得有事功之臣。
事功之臣,就得学实学。
学实学,就得搞内外分野。
搞内外分野,就得要求皇帝必须脑子非常清醒,保持均衡,会玩手段,明白方向。
不明白方向,党争就无法控制,皇帝可能要沦为党争的小弟,路线问题会凌驾在皇权之上。这既包括王道、霸道、复古、礼法、也包括进步、激进、工商、改革,还包括民本、君本、封建、一统、专营、放权等等。
皇帝可以有路线,甚至皇帝可以本身就代表一条路线,但皇帝不能让路线凌驾在皇帝之上。
这其中的区别,皇帝很怀疑太子能不能明白。
这也不是换个太子就能解决的,因为皇帝在改革中表现出的倾向,使得皇帝无法确定皇子们到底是认可路线,还是认可皇权。
而换太子本身,又似乎意味着这是皇帝在传达对路线选择的态度,实际上在这时候换人,本身就是对皇权神圣性的削弱,看起来像是降到了路线之下。
皇帝自己也难受,或者说是他自己作出来的。
刚开始改革的时候,皇帝自己都不知道对不对、好不好、将来的情况能否应对。
他在改革中成长、在实践中琢磨。而改革的过程里,又是靠刘钰这个“宠臣”去完成的,且不说本身让太子去跟着学这就容易叫人产生极大的误解,就说让太子和刘钰交往过密,皇帝自己都不安心。
等着改革初见成效,太子却压根跟不上时代了。
不是说太子啥也不懂,实际上太子小时候就跟着传教士学过数学,长大后也接触过新学学问,而且对于火车铁路这些东西也不是一无所知,看实学书籍看的也不少。
而是说,太子学的太多,脑子学的泾渭分明了。
的确,皇帝是要搞内外分治的,但这种内外分野是要搞成一团浆糊,你中有我我中有你,而不是搞成泾渭分明。
问铁路,就照着新学的思路讲;问朝政,就照着旧学的思路来。这种泾渭分明不成浆糊的状态,是不行的。
皇帝很想让太子明白,铁路这破玩意儿,只是看起来新,所以翻史书,没办法以史为鉴。
可他娘的,你翻书的时候,没有铁路,难道没有直道、漕运、海运、京杭大运河吗?
看起来新,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是什么。
可他娘的,大顺打西域,和伐日本下南洋,并没有相隔多少时间。都是一两万人决定战争的胜负,都是距离都城万里之外用兵,西域用兵超两三千万,下南洋伐日本不过几百万两白银,这其中的后勤军费的差距,到底是哪差出来的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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