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四四章 言方兴(上)
这个问题看似简单,实在在此时,是个相当难回答的问题。
如果抽象一下,或许可以抽象成后世的电车难题。但显然,刘钰这么问,并不想得到这种抽象后的回答,或者谈道义、搞虚言。
而且刘钰也没有问黄河问题。因为黄河问题,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。
甚至也不是在问更具体的废运河之后,导致的经济格局重新改写的做法,值不值。
他在谈利。
实则,他是在谈义。
有义,才能分对错、才能判取舍。
义,或者说,一种经,这里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虑的,说不定就有种经义,只考虑经济因素呢。
义,是一种标尺。
刘钰当然知道答案。
但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、这些官员这里,依旧是个极难回答的难题。
等了好半天,倒是山东节度使先打破了冷场,笑道:“国公这问题,其实也好答。”
“以山东为例。东西经济的差距,自古有之。”
“初时,太公望封于齐,以鱼盐之利,数年超鲁。于是东富而西贫。”
“待到运河通衢,济宁人称小苏州、临清更称小扬州。那时,又西富而东贫。”
“如今,再度逆转,这些年东富西贫之意,愈发明显。尤其运河被废、胶济通车后,更是如此。”
“国公问的这个问题,实则暗藏玄机。”
刘钰淡淡一笑,问道:“玄机何在?”
山东节度使与众官员道:“这玄机,一点就通。这玄机的关键,在于国公所言何谓国富。国之财富,非金非银,乃是劳作所产的粮、油、布、木、器等之和。”
“国公留的玄机,是说,如今从西富东贫、到东富西贫。到底是不是简单的让原本西部的财货,转到了东部?原本便是3的财货,西有2而东有1,如今到底是3变为4、5?亦或是,3依旧是3,只是原本西2东1,如今西1东2?”
他这么一说,原本就已经有些咂摸出滋味的官员,顿时连连点头。而另一些还没反应过来的官员,也是恍然大悟。
这种观点,在这个时代,当然是进步的。因为大顺毕竟是个封建王朝,真若能秉持这个观点,亦算是进步的了,虽然可能日后更往后走,可能会走偏而为错误。
在这个即将大变革的时代,对于先发地区、新兴阶层的问题,到底该怎么看?
在刘钰看来,此时可以简易地分成三个问题去看,而不要把问题归为一个。
一种,是旧的封建制度、文化道德等,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,资本主义要将这些旧的东西打碎。
一种,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,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。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。
还有一种,就是此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,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,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,必须要灭亡了。
这个,和第二个问题有关系,但绝对不是一个问题。
就像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周期问题一样,到底是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?但生产力还不足以走下一步?
还是说,从第一次土地兼并导致的王朝末期周期开始,其上层建筑就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,必须要彻底毁灭了?
而这个问题,化用之后,其实一样可以用在此时的大顺。
现在大顺王朝面临的,到底是哪一种问题?
如果只是改运河为海运,是否需要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?甚至修铁路,是不是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?
这个,只怕未必。
现在并不影响大顺修黄河、修铁路、改海运、废漕运等。
但别的事……
就像是此时山东节度使说的问题,从3变成4、5、6的改变,大顺旧有的一切,是否已经到了限制其增加的时候了?
这个,只怕是的。
刘钰所谓的把新兴阶层、先发地区可能遇到的问题,不要简单的作为一个问题,而是要分成三份去讨论。
实际上,潜台词就是:你一封建王朝的大顺,也配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?你大顺怎么会有资格遇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呢?
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,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。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?
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,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,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,必须要灭亡了?
既然,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,大顺此时压根就没有资格谈。
那么,只剩下第一个问题的话,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简化为一个问题:唯生产力来评价。
不是说新兴阶层就是好、全都好。
而是,大顺此时这状态,还远没到有资格谈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。
既如此,那么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化为3变4、5、6的问题,也就不是问题。
而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,当然是有目的性的。
大顺可以通过改革,做成一些事。
这些事,包括且不限于废运河、兴海运、殖民、垦殖、对外战争、掠夺市场、修铁路、挖矿藏、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——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、上万人的大工场,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,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。
但,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,做成一些事。
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,那可就多了去了,也没必要一一列举。
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,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。
这个时间点,是刘钰认为,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,大部分已经完成了;而剩下的,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。
那么,这些年的变革,为什么是对的?
这才是刘钰想要引导的东西。
为什么是对的?
原因可以很多。
或者说,“经义”可以很多。
比如,国库收入增加了,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,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,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,南征北战,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,所以是对的。
等等、等等……
为什么是对的,可以有很多种“对”。
但刘钰却希望树立一种“对”——即,国民财富的总和,增加了,所以是对的。
他在拿“经”权。
并且,潜移默化的影响下,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,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,实际上,至少在先发地区、新兴地区这里,他其实已经拿到了。
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,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。
那么,反过来既是说,变革要想正确,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。
这,才是“对”与“错”的标尺。
至少,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,这根“标尺”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,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,去做一些事。
可以改革。
可以变法。
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,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,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、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,也就并不突兀了。
一直以来,自耕农的梦想,都是耕者有其田。
那么,耕者有其田,就是目的。
但是,实际上,这应该作为手段,而不是目的。
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,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、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、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,大顺的起义,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。
包括刘钰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,也是如此:周礼的一些手段,可以是手段,但绝不能是目的;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,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,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。
复古,是错的。
托古改制,未必对,但如果明白目的,搞托古改制,也不是不行。
刘钰选择这个时机,来吹风,时机刚刚好。
大顺这些年的变革,效果极佳,一旦黄河河道修成,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。
但是,为什么是正确的?
这个,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,而刘钰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。
拿的久了,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。
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: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,所以是正确的。而诸如国库收入、劳役减轻什么的,都只是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,并不是全部。
否则的话,是不是只要国库收入增加,就是正确的?
甚至于,是不是只要劳役减轻,就是正确的?直接学蒙元,压根不修黄河、不管黄河,爱咋咋地,民众的劳役、至少黄河两岸的百姓在单纯修河上的劳役减轻了,那么这是正确的吗?
至于其余的大义……至少以大顺此时已有的、或者之前一定确定的大义,基本上,可以视作大顺这几十年的改革,是大错特错的,而且是流民图级别的大错特错。
皇帝已经老了,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来歌颂一下他的英明神武,他支持的变革是正确的,合乎大义的。
死去元知万事空,皇帝现在更在乎的,是身后名。
开疆拓土,当然对皇帝而言是功,但这种功,在皇帝看来毕竟“片面”了,没办法形容他。而且只论开疆拓土,很多以此为功的帝王,名声事实上并不太好。
在这种时候,刘钰拿出了这个大义,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“上层建筑”领域,而不是吭哧吭哧地闷头那挖经济地基。
当然,这个大义,是以一种拍马屁的方式,拿出来的。皇帝显然不会意识到,刘钰这里面藏的鱼钩,因为这个鱼钩藏得很深。一旦吞下这个饵,距离由此“大义”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小册子,就很近很近了。在那些小册子出来之前,当然是无害的,甚至是歌颂的;但若没有这个“经义”,一些后续的小册子就无法获得正义。
而这,正是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真正的精髓之处:先定大义,目标是富国裕民;再从此大义,引出如何才能富国裕民。
从战斗和政治的角度来看,无形之手,并不是《国富论》在这个资产阶级希望夺权的时代最精髓的地方。而是那个富国裕民为目的的大义,富国裕民就是让国民财富增加,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儿是国民财富、以及劳动创造财富。
只有先承认那个大义、并且达成共识认可为正确,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义。
可能,后续会在如何做的问题上,出现巨大的分歧、修改、甚至反对。
但其目的、或者说至少说出来的大义,始终没变:富国裕民。
在这里,国家,或者说,政权,被抽象成为一个“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”的实体。
因为富国裕民是对的、是目的、是最终目的。或者说,是国家、是政权存在的目的。
所以、道德、天国、复古、周礼、神国、君王,等等,都靠后吧。
谁阻碍,就干谁,干的有理。地主阻碍,就干地主;贵族阻碍,就干贵族;教士阻碍,就干教士;国王阻碍,就干国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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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抽象一下,或许可以抽象成后世的电车难题。但显然,刘钰这么问,并不想得到这种抽象后的回答,或者谈道义、搞虚言。
而且刘钰也没有问黄河问题。因为黄河问题,实际上很容易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。
甚至也不是在问更具体的废运河之后,导致的经济格局重新改写的做法,值不值。
他在谈利。
实则,他是在谈义。
有义,才能分对错、才能判取舍。
义,或者说,一种经,这里面是可以包含利益考虑的,说不定就有种经义,只考虑经济因素呢。
义,是一种标尺。
刘钰当然知道答案。
但这个问题在这种地方、这些官员这里,依旧是个极难回答的难题。
等了好半天,倒是山东节度使先打破了冷场,笑道:“国公这问题,其实也好答。”
“以山东为例。东西经济的差距,自古有之。”
“初时,太公望封于齐,以鱼盐之利,数年超鲁。于是东富而西贫。”
“待到运河通衢,济宁人称小苏州、临清更称小扬州。那时,又西富而东贫。”
“如今,再度逆转,这些年东富西贫之意,愈发明显。尤其运河被废、胶济通车后,更是如此。”
“国公问的这个问题,实则暗藏玄机。”
刘钰淡淡一笑,问道:“玄机何在?”
山东节度使与众官员道:“这玄机,一点就通。这玄机的关键,在于国公所言何谓国富。国之财富,非金非银,乃是劳作所产的粮、油、布、木、器等之和。”
“国公留的玄机,是说,如今从西富东贫、到东富西贫。到底是不是简单的让原本西部的财货,转到了东部?原本便是3的财货,西有2而东有1,如今到底是3变为4、5?亦或是,3依旧是3,只是原本西2东1,如今西1东2?”
他这么一说,原本就已经有些咂摸出滋味的官员,顿时连连点头。而另一些还没反应过来的官员,也是恍然大悟。
这种观点,在这个时代,当然是进步的。因为大顺毕竟是个封建王朝,真若能秉持这个观点,亦算是进步的了,虽然可能日后更往后走,可能会走偏而为错误。
在这个即将大变革的时代,对于先发地区、新兴阶层的问题,到底该怎么看?
在刘钰看来,此时可以简易地分成三个问题去看,而不要把问题归为一个。
一种,是旧的封建制度、文化道德等,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,资本主义要将这些旧的东西打碎。
一种,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,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。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。
还有一种,就是此时是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,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,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,必须要灭亡了。
这个,和第二个问题有关系,但绝对不是一个问题。
就像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历史周期问题一样,到底是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?但生产力还不足以走下一步?
还是说,从第一次土地兼并导致的王朝末期周期开始,其上层建筑就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,必须要彻底毁灭了?
而这个问题,化用之后,其实一样可以用在此时的大顺。
现在大顺王朝面临的,到底是哪一种问题?
如果只是改运河为海运,是否需要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?甚至修铁路,是不是一定要把旧的一切都砸碎?
这个,只怕未必。
现在并不影响大顺修黄河、修铁路、改海运、废漕运等。
但别的事……
就像是此时山东节度使说的问题,从3变成4、5、6的改变,大顺旧有的一切,是否已经到了限制其增加的时候了?
这个,只怕是的。
刘钰所谓的把新兴阶层、先发地区可能遇到的问题,不要简单的作为一个问题,而是要分成三份去讨论。
实际上,潜台词就是:你一封建王朝的大顺,也配谈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?你大顺怎么会有资格遇到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呢?
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,其自身的、固有的、周期性的问题。比如每隔十几年来一波的危机?
你大顺现在也配谈新兴的资本主义的体系,其已经沦落为此时的封建主义一样,其自身已经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,必须要灭亡了?
既然,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,大顺此时压根就没有资格谈。
那么,只剩下第一个问题的话,这件事就可以非常粗暴地简化为一个问题:唯生产力来评价。
不是说新兴阶层就是好、全都好。
而是,大顺此时这状态,还远没到有资格谈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时候。
既如此,那么把这个问题直接简化为3变4、5、6的问题,也就不是问题。
而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,当然是有目的性的。
大顺可以通过改革,做成一些事。
这些事,包括且不限于废运河、兴海运、殖民、垦殖、对外战争、掠夺市场、修铁路、挖矿藏、甚至也不妨碍蒸汽机的运用——井盐区早就玩上千人、上万人的大工场,打井能打千余米深了,这种东西大顺本身并不排斥。
但,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,做成一些事。
不可能通过改革做成的事,那可就多了去了,也没必要一一列举。
刘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,就是卡在这个时间点上。
这个时间点,是刘钰认为,大顺可以通过改革完成的事,大部分已经完成了;而剩下的,大顺不可能通过改革完成了。
那么,这些年的变革,为什么是对的?
这才是刘钰想要引导的东西。
为什么是对的?
原因可以很多。
或者说,“经义”可以很多。
比如,国库收入增加了,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,漕运导致的百姓负担减轻了,所以是对的。
比如,南征北战,竟在武功上一较汉唐之盛,所以是对的。
等等、等等……
为什么是对的,可以有很多种“对”。
但刘钰却希望树立一种“对”——即,国民财富的总和,增加了,所以是对的。
他在拿“经”权。
并且,潜移默化的影响下,各种书籍小册子的鼓吹下,从山东节度使的回答来看,实际上,至少在先发地区、新兴地区这里,他其实已经拿到了。
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,所以这些年的变革是对的。
那么,反过来既是说,变革要想正确,就得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。
这,才是“对”与“错”的标尺。
至少,对大顺这个封建王朝而言,这根“标尺”肯定是没问题的。
而这根标尺一旦立起来,自然会有人拿着这根标尺,去做一些事。
可以改革。
可以变法。
然而一旦改革和变法都没办法的时候,那么有人站出来造反,并且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或者口号、以大顺王朝已经阻碍了国民财富总和的增加为大义,也就并不突兀了。
一直以来,自耕农的梦想,都是耕者有其田。
那么,耕者有其田,就是目的。
但是,实际上,这应该作为手段,而不是目的。
只有当有一群人站出来,明白耕者有其田是手段而非目的、目的是为了让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、耕者有其田恰好可以作为手段达成这个目的的时候,大顺的起义,才算是真正摆脱了农民起义的局限性。
包括刘钰对大顺一些儒学复古派的态度,也是如此:周礼的一些手段,可以是手段,但绝不能是目的;均田是天下第一仁政是正确的,但天下第一仁政不能作为最终目的,而只是最终目的的一个手段。
复古,是错的。
托古改制,未必对,但如果明白目的,搞托古改制,也不是不行。
刘钰选择这个时机,来吹风,时机刚刚好。
大顺这些年的变革,效果极佳,一旦黄河河道修成,谁都得说这些年的变革是正确的。
但是,为什么是正确的?
这个,一直没有人拿到这个大旗,而刘钰从一开始就在悄悄拿这个大旗。
拿的久了,很多人也已经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面大旗。
并且形成了一种被强化的认知:因为国民财富的总和增加了,所以是正确的。而诸如国库收入、劳役减轻什么的,都只是这面大旗的一角而已,并不是全部。
否则的话,是不是只要国库收入增加,就是正确的?
甚至于,是不是只要劳役减轻,就是正确的?直接学蒙元,压根不修黄河、不管黄河,爱咋咋地,民众的劳役、至少黄河两岸的百姓在单纯修河上的劳役减轻了,那么这是正确的吗?
至于其余的大义……至少以大顺此时已有的、或者之前一定确定的大义,基本上,可以视作大顺这几十年的改革,是大错特错的,而且是流民图级别的大错特错。
皇帝已经老了,皇帝需要的是有人来歌颂一下他的英明神武,他支持的变革是正确的,合乎大义的。
死去元知万事空,皇帝现在更在乎的,是身后名。
开疆拓土,当然对皇帝而言是功,但这种功,在皇帝看来毕竟“片面”了,没办法形容他。而且只论开疆拓土,很多以此为功的帝王,名声事实上并不太好。
在这种时候,刘钰拿出了这个大义,并且算是第一次正式伸手“上层建筑”领域,而不是吭哧吭哧地闷头那挖经济地基。
当然,这个大义,是以一种拍马屁的方式,拿出来的。皇帝显然不会意识到,刘钰这里面藏的鱼钩,因为这个鱼钩藏得很深。一旦吞下这个饵,距离由此“大义”衍生出一些特别的小册子,就很近很近了。在那些小册子出来之前,当然是无害的,甚至是歌颂的;但若没有这个“经义”,一些后续的小册子就无法获得正义。
而这,正是亚当·斯密的《国富论》真正的精髓之处:先定大义,目标是富国裕民;再从此大义,引出如何才能富国裕民。
从战斗和政治的角度来看,无形之手,并不是《国富论》在这个资产阶级希望夺权的时代最精髓的地方。而是那个富国裕民为目的的大义,富国裕民就是让国民财富增加,然后引出到底啥玩意儿是国民财富、以及劳动创造财富。
只有先承认那个大义、并且达成共识认可为正确,那么后面的一切才有意义。
可能,后续会在如何做的问题上,出现巨大的分歧、修改、甚至反对。
但其目的、或者说至少说出来的大义,始终没变:富国裕民。
在这里,国家,或者说,政权,被抽象成为一个“以增加国民财富总和为目的”的实体。
因为富国裕民是对的、是目的、是最终目的。或者说,是国家、是政权存在的目的。
所以、道德、天国、复古、周礼、神国、君王,等等,都靠后吧。
谁阻碍,就干谁,干的有理。地主阻碍,就干地主;贵族阻碍,就干贵族;教士阻碍,就干教士;国王阻碍,就干国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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