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五二章 鸩酒、解药(上)
知道“科技的工业品”好,并且希望这些科技的工业品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,这并不是懂工业化。
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、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,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。
神说,光是好的,于是要有光。
这种逻辑,并不是现实的逻辑。
甚至于,其反现实的关键,就在于“是好的”和“得到这个好的”之间的过程,避而不谈。或者,浓缩成一个神迹,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。
经书,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。
皇帝对刘钰所谓的“世界是物质”的这句话的理解,还停留在“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”这件事上。
或者说,最多理解到“就算三代复治、五帝重生、文武降临,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,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”的程度。
但皇帝并不理解,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,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、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。
不过,终究,大顺的社会状态,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。
在谈到小农问题后,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,而是转而道:“但不管怎么说,货币改革之事,已是势在必行了。”
“小农之困,原因颇多。或贪官污吏、或胥吏狂欢、或劳役加派、或商人压榨……种种,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,货币事,也是其中之一。”
“多有地方官员诉言,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;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;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。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。”
“只是,货币若改……松苏等地的白银,外联欧罗巴、印度、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。若这些金银,流入内地,飙升地价、吞并耕地、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……”
皇帝摇了摇头,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。
以商控蒙,是当初北征罗刹、定准噶尔事后,刘钰给皇帝的献策。这些年过去,这么说吧,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,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,那都两说。
而若行于民间,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,哪怕不买地,只是放贷,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。
小农经济是脆弱的。
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,更加脆弱。
王荆公的青苗法,是不可能实行的。因为哪怕到了后世,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,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。而朝廷放贷,放给极为脆弱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……更是白扯。而有能力不破产的……就这年月、就这破封建社会,都有能力不破产的,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?
英、法、荷等各国,都有一大堆的“债务监狱”,一大堆的“债务奴隶”。
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,靠“债务奴”的劳动,来抵偿?这种事办了,那就是天下沸反。
所以,大明也好、大顺也罢,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,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,根本禁不绝。
即便不谈别的,只按照纯粹的、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: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,利息自然要高。风险越大,利息越高,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。
在“货币把其余神像挤下去,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”的情形下,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,现对于内地的士绅,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、简直是新时代的“有形圣人”。
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“士农工商”的社会意识。
但实际上。
别说大顺。
就是满清时候,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,都惊叹,扬州的秀才,得去巴结商人。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,也得说“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,可是您不在,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”这样的卑微语气。
士农工商……说说罢了,穷的叮当响的佃农,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,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?说说罢了。
皇帝担心的,一旦搞了货币改革,先发地区的优势,尤其是货币优势,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。
但是,皇帝说的必须要改,也是有道理的。
在先行的体系下,铜银兑换的问题,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。
甚至于,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,铜银兑换问题,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,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“洋布”销售额的巨大波动。
小农,是拿不出白银的。
收的铜钱,兑换成白银交税,这里面,商人吃一波兑换差、官员吃一波火耗、地方吃一波加派,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。
这件事,在北美,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: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,而不能用纸币;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,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……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。
固然说,大顺的铜钱,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。但既然交税、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,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,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。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,除却赋值货币外,还有个“铜”这个自身属性罢了。
当然,皇帝现在说的货币改革,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,接近的是“火耗归公”。
因为,“火耗”,不只是碎银子熔铸成白银,还有个收铜钱但要上交白银的问题。
而“火耗”问题,解决思路有两个。
一:加税,不让地方自行摊派,由中央增税,把摊派合法化,但规定具体的数额。
二:解决“火耗”问题本身,如果没有火耗,那么不就解决了火耗问题了吗——当然,只是技术上的解决,这挡不住地方摊派、增税,但至少不会出现“火耗”这个名目了。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,从本质上讲,区别不大;但从技术名目上讲,确实没有火耗了。
而大顺,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。
因为,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,不考虑人性、吏治这些问题,也必须要大动干戈,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,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。
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,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,地方用钱走国库,这件事,就是扯犊子,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。因为,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,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,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,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。
故而,大顺这边,在“火耗”问题上,能、也只能从这两个思路中选一个。
要么,不合法的火耗,合法化。
要么,解决火耗本身,也即铜银兑换的问题。
也就是说,改变铜钱和白银是两种货币、甚至可以算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,而进行货币的统一。可以发行铜子,但铜子得是白银的辅币,是定额辅币,而不是外币兑换。
辅币换大额货币,没听说有黑市。
而外币兑换,必然有黑市价,朝廷规定千钱换一,朝廷规定的和市场价根本不可能一样。
简单的废两改元,那只是收铸币税。
而废两改元的更进一步,就是铜币辅币化,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,这是在铸币税之外,解决一下小农身上重担的一种改革。
这就好比,大顺征税,收外币;而百姓日常,用本币。本币要兑换成外币才能交税,最起码,掌握着外币的那些人,肯定是要狠狠大赚的。
就算不考虑收税,就说去收茶叶、收鹅毛、收猪鬃、收花生、收黄豆、收棉花、收菜籽……一般来说,小农拿到手的,也是铜币。这里面的差额之大,以至于历史上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,理论上以白银计价一些买办都是平本生意,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劲,就源于铜银兑换问题。
皇帝认为货币改革要改。
不管是不是真的,至少确实可以算是一种解决“火耗”的改革,理论上也算是减轻了小农的压力。
但同样的,皇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。先发地区的海量货币,会涌入内地,涌入缺乏白银的内地。
为什么大顺的货币改革,要一直拖到现在才能改?
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战、要开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?
因为,不拖到现在、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,大顺的金银贵金属,不足以支撑大顺此时的经济总量。
大顺不是日本,没有金山银山。可哪怕有金山银山的日本,新井白石改革前后,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。
当然,大顺也不是朝鲜国,以至于憋到琢磨着取消货币,搞以物易物,因为自己发行不出钱,贵金属不足,又没有大明那种能靠出口愣生生顺差到白银货币化。
而大顺的金银,又集中在哪?
某种意义上讲,封建王朝,包括满清,征税打仗,也算是一种“货币转移”。这场货币转移,陕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经济命脉、以至于开当铺开到四川人怒砸陕西人的情况,和西北战争的关系极大。江南的白银,通过征税,流入了西北,使得西北的货币增加,为陕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础。
但,大顺一年能收几个税?收的税里,又有多少能够转移到内地?尤其是伴随着改土归流基本完成、西域战争彻底结束、运河修缮基本被废,大顺就算征税再花,这征税的白银也不是往内地流动,而是流向了产粮食的东北南洋、消费养军的京畿周围、布匹产地的松苏、军械产地的渤海。
也就是说,大顺曾经没有条件搞货币改革。因为,贵金属总量不足,和大顺的经济规模相差太远。
而现在,大顺有条件搞货币改革了,因为大顺的金银总量,比之前增加了太多。但是,增加到可以有货币改革的条件的这么多的金银,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发地区。甚至更明确点,大部分集中在松苏地区。
那么,皇帝的担心,也就并不是杞人忧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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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像是赵翼知道要修黄河、甚至激进到南北两条河道轮流清淤是好的,这也不代表他懂黄河问题。
神说,光是好的,于是要有光。
这种逻辑,并不是现实的逻辑。
甚至于,其反现实的关键,就在于“是好的”和“得到这个好的”之间的过程,避而不谈。或者,浓缩成一个神迹,完全不考虑怎么得到。
经书,大部分都是这样的逻辑。
皇帝对刘钰所谓的“世界是物质”的这句话的理解,还停留在“人地矛盾继续激化亩产不提升粮食要不够吃”这件事上。
或者说,最多理解到“就算三代复治、五帝重生、文武降临,哪怕大道既行夫子不必乘桴浮于海,依旧无法解决人口加增和粮食不够吃这件事”的程度。
但皇帝并不理解,世界是物质的这句话,背后引申出的一系列关于社会、社会关系等等问题的思索。
不过,终究,大顺的社会状态,大顺的皇帝还是可以理解一部分的。
在谈到小农问题后,皇帝并没有继续深入小农问题,而是转而道:“但不管怎么说,货币改革之事,已是势在必行了。”
“小农之困,原因颇多。或贪官污吏、或胥吏狂欢、或劳役加派、或商人压榨……种种,但小农之困的原因种种,货币事,也是其中之一。”
“多有地方官员诉言,钱银兑换导致百姓困苦;更有收铜钱而换白银必要多收;还有火耗运银等等事。这些都对小农颇为不利。”
“只是,货币若改……松苏等地的白银,外联欧罗巴、印度、乃至扶桑南大洋金银矿。若这些金银,流入内地,飙升地价、吞并耕地、甚至放贷于天下效以商控蒙故事……”
皇帝摇了摇头,显然对这件事颇为担忧。
以商控蒙,是当初北征罗刹、定准噶尔事后,刘钰给皇帝的献策。这些年过去,这么说吧,把蒙古全部的牛羊卖了,能不能还的起现在的债务,那都两说。
而若行于民间,松苏的资本大量涌入内地,哪怕不买地,只是放贷,那都是叫人绝望的事。
小农经济是脆弱的。
大顺这种一些地方混到了人均三亩地的地方,更加脆弱。
王荆公的青苗法,是不可能实行的。因为哪怕到了后世,大银行都不喜欢给小农放贷,因为放出去基本意味着坏账。而朝廷放贷,放给极为脆弱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彻底破产的小农……更是白扯。而有能力不破产的……就这年月、就这破封建社会,都有能力不破产的,怎么可能需要经营借贷?
英、法、荷等各国,都有一大堆的“债务监狱”,一大堆的“债务奴隶”。
大顺难道真的修一堆债务监狱,靠“债务奴”的劳动,来抵偿?这种事办了,那就是天下沸反。
所以,大明也好、大顺也罢,法定的最高年利息是百分之三十六,可民间九出十三归之类的把戏,根本禁不绝。
即便不谈别的,只按照纯粹的、原教旨的资本主义金融业思路来考虑:借贷给小农的风险那么大,利息自然要高。风险越大,利息越高,这是标准的金融资本的市场逻辑。
在“货币把其余神像挤下去,宣告自己才是唯一的真神”的情形下,松苏等先发地区的大商人,现对于内地的士绅,那就是离神更近的人、简直是新时代的“有形圣人”。
而大顺虽然说还有一定的“士农工商”的社会意识。
但实际上。
别说大顺。
就是满清时候,读书人跑到扬州去玩,都惊叹,扬州的秀才,得去巴结商人。有功名的见了大商人,也得说“我昨天去您府上拜谒您,可是您不在,您的管家告诉您了吗”这样的卑微语气。
士农工商……说说罢了,穷的叮当响的佃农,难道真的能跟大商人说,我的社会地位比你高?说说罢了。
皇帝担心的,一旦搞了货币改革,先发地区的优势,尤其是货币优势,会迅速造成内部小农经济的极大问题。
但是,皇帝说的必须要改,也是有道理的。
在先行的体系下,铜银兑换的问题,确确实实也是压在小农身上的一座山。
甚至于,在满清打完鸦片战争后,铜银兑换问题,都可以直接影响对外贸易,以至于英国法国商人都发现了铜银兑换比导致的“洋布”销售额的巨大波动。
小农,是拿不出白银的。
收的铜钱,兑换成白银交税,这里面,商人吃一波兑换差、官员吃一波火耗、地方吃一波加派,使得小农在铜银兑换问题上极度脆弱。
这件事,在北美,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:英国要求北美交税用白银,而不能用纸币;纸币依旧可以在北美使用,只是纸币和白银的兑换走市场调节……这就直接导致了北美的手工业者加入抗英队伍。
固然说,大顺的铜钱,不至于和北美的纸币一样。但既然交税、大额贸易等都要用白银,那么从货币属性上讲,铜钱和北美纸币的情况也多类似。无非也就是铜钱本身就是一种半贵金属,除却赋值货币外,还有个“铜”这个自身属性罢了。
当然,皇帝现在说的货币改革,从历史上的改革来看,接近的是“火耗归公”。
因为,“火耗”,不只是碎银子熔铸成白银,还有个收铜钱但要上交白银的问题。
而“火耗”问题,解决思路有两个。
一:加税,不让地方自行摊派,由中央增税,把摊派合法化,但规定具体的数额。
二:解决“火耗”问题本身,如果没有火耗,那么不就解决了火耗问题了吗——当然,只是技术上的解决,这挡不住地方摊派、增税,但至少不会出现“火耗”这个名目了。地方上把火耗换个名目,从本质上讲,区别不大;但从技术名目上讲,确实没有火耗了。
而大顺,当然只能从技术上解决火耗问题。
因为,从本质上解决火耗问题,不考虑人性、吏治这些问题,也必须要大动干戈,彻底改变大顺王朝的税收支出逻辑,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分配。
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即便不考虑,只说大顺改变税收和支出体系,地方用钱走国库,这件事,就是扯犊子,根本不可能全面完成。因为,按照理想化的大明大顺体系,地方实际上是基本没钱的,是基本啥也干不成的,而现实又要求他们必须得干一些事。
故而,大顺这边,在“火耗”问题上,能、也只能从这两个思路中选一个。
要么,不合法的火耗,合法化。
要么,解决火耗本身,也即铜银兑换的问题。
也就是说,改变铜钱和白银是两种货币、甚至可以算是本币和外币的关系,而进行货币的统一。可以发行铜子,但铜子得是白银的辅币,是定额辅币,而不是外币兑换。
辅币换大额货币,没听说有黑市。
而外币兑换,必然有黑市价,朝廷规定千钱换一,朝廷规定的和市场价根本不可能一样。
简单的废两改元,那只是收铸币税。
而废两改元的更进一步,就是铜币辅币化,银本位或者金银复本位,这是在铸币税之外,解决一下小农身上重担的一种改革。
这就好比,大顺征税,收外币;而百姓日常,用本币。本币要兑换成外币才能交税,最起码,掌握着外币的那些人,肯定是要狠狠大赚的。
就算不考虑收税,就说去收茶叶、收鹅毛、收猪鬃、收花生、收黄豆、收棉花、收菜籽……一般来说,小农拿到手的,也是铜币。这里面的差额之大,以至于历史上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,理论上以白银计价一些买办都是平本生意,但偏偏做的非常起劲,就源于铜银兑换问题。
皇帝认为货币改革要改。
不管是不是真的,至少确实可以算是一种解决“火耗”的改革,理论上也算是减轻了小农的压力。
但同样的,皇帝的担心也不无道理。先发地区的海量货币,会涌入内地,涌入缺乏白银的内地。
为什么大顺的货币改革,要一直拖到现在才能改?
为什么一定要打完一战、要开始在扶桑挖金子才能改?
因为,不拖到现在、不在扶桑挖金子就改,大顺的金银贵金属,不足以支撑大顺此时的经济总量。
大顺不是日本,没有金山银山。可哪怕有金山银山的日本,新井白石改革前后,也出现了大规模的通货紧缩。
当然,大顺也不是朝鲜国,以至于憋到琢磨着取消货币,搞以物易物,因为自己发行不出钱,贵金属不足,又没有大明那种能靠出口愣生生顺差到白银货币化。
而大顺的金银,又集中在哪?
某种意义上讲,封建王朝,包括满清,征税打仗,也算是一种“货币转移”。这场货币转移,陕商崛起控制了四川的经济命脉、以至于开当铺开到四川人怒砸陕西人的情况,和西北战争的关系极大。江南的白银,通过征税,流入了西北,使得西北的货币增加,为陕西商人崛起提供了基础。
但,大顺一年能收几个税?收的税里,又有多少能够转移到内地?尤其是伴随着改土归流基本完成、西域战争彻底结束、运河修缮基本被废,大顺就算征税再花,这征税的白银也不是往内地流动,而是流向了产粮食的东北南洋、消费养军的京畿周围、布匹产地的松苏、军械产地的渤海。
也就是说,大顺曾经没有条件搞货币改革。因为,贵金属总量不足,和大顺的经济规模相差太远。
而现在,大顺有条件搞货币改革了,因为大顺的金银总量,比之前增加了太多。但是,增加到可以有货币改革的条件的这么多的金银,实际上大部分都集中在先发地区。甚至更明确点,大部分集中在松苏地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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