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六零章 分歧(五)
先有“国民财富的总和”到底是啥玩意儿的铺垫。
才能引出“宏观上的无效劳动”的概念。
宏观上的无效劳动,又引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。
而发展工商业,最终又是为了让“定以后国民财富的总和”增加。
故而,刘钰把《国富论》断章取义,一截为二。
在大顺,留下了国富的定义。
在欧洲,推销了“优势”理论,不过是李嘉图修正后的“相对优势”而不是原书的“绝对优势”。
应该说,这种断章取义,才是最符合《国富论》原著精神的:国富是目的,为了达成这个目的,批判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,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对英国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了。
精神内核在于“国富”,自由贸易只是手段,一种特定于当时英国政策的手段。
而刘钰把《国富论》断章取义,恰恰最贴近国富论的精髓:国富是目的,大顺现在需要的,是重商主义、殖民扩张、高税政策、国家强力、扩军造舰、依靠军事霸权取得商业霸权带动手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,这些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精髓手段。这些东西,现在不但没有对大顺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,相反还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生产力的发展,也即达成了“国富”之目的。
这个第一点,是“写经”。
第二个关键点,就是:如何让人均粮食这个概念,有现实意义。
这算是“释经”。
简单来说,南洋的大米,能和甘肃算平均吗?算出来的平均,对甘肃有意义吗?
这在后世,当然压根就不是个问题。别说南洋的大米,就是东北的大米,也可以和甘肃算平均,而且有意义。
但在现在,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
连个从江南到京城的运河漕运都搞不明白、搞得天怒人怨,怎么可能配谈相隔万里的【人均粮食拥有量】这个概念呢?
时代,便是这种感觉。
一些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,在另一个时代,则是不可忽视的天大的事。
所以,在第二个关键点上,刘钰拿出来几样东西,来让这些相信了“经书”的人,看到了未来。
铁路,是第一个。
世界上此时的先发国家,都在拼命搞基建。
英国在修运河,因为英国适合运河。
法国在修公路,而且是靠劳役制度来修公路,这为将来法革后的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。
大顺在修铁路。
因为大顺既不适合在北方修运河,也不适合修公路,至少以现在的条件和技术下,学法国修公路不行、学英国修运河在北方修不了。
蒸汽机,在大顺的出现,刘钰没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纺织业上引。
而是从一开始,刘钰就在往煤矿、盐井、以及蒸汽车的方向上引。
靠着华北崩溃的生态、京城这个消费城市急需煤炭、以及皇帝对京城稳定性的格外关注,终于搞出了一条实验性质的铁路。
就现在来说,铁路给大顺带来的意义,其象征意义,是大于实际意义的。至少暂时是,因为现在的动力不足、运力一般、还没到相对于漕船等老传统而惊天骇地的地步。
这种象征意义,对于相信刘钰描绘的“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”这个未来的那批人而言,则意义更大。
不是在铁路本身,也不在人征服自然的神奇。
而在于,这让刘钰提出的那个“人均粮食拥有量”和“国民财富、宏观无效劳动”之类的“经文”,有了真正落地的可能。
铁路带给他们这批人的,是让依托在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概念上的“新时代的国家”,得以理论上可以在现实里存在了。
简单来说,假如有一条从东北到河南的铁路。那么,如果河南理论上就可以种棉花了。
因为,东北与河南,终于连为一体了。东北的粮食,是可以随时出现在河南、且价格不会因为“千里不贩籴”这个铁器牛耕时代的总结而飞昂。
当然,种棉花只是一种浓缩的象征,并不是书一定要去种、或者真的去种。
即便说,从封建统治、传统士大夫思路的角度来看。这东西的出现,也使得“平粜”、“平价”之类的士大夫传统梦想,也得以在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理论上落地实现。
除了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外,还有对外扩张和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、抢夺世界市场的诸多涉及到国家强力这种经济力的政策。
这也使得“人均粮食占有量”这个概念,在大顺得以用另一种方法实现。
修铁路,是粮食没长腿,而铁路能让粮食去缺粮的地方,达成人均粮食的意义。
对外扩张、抢夺市场,是粮食没长腿,但是人长了腿。粮食不能往人身边凑,因为没腿;可人为啥不靠腿,往粮食身边凑呢?
大顺的粮食在哪?
在关东高粱地、在虾夷麦田、在南洋稻米种植园、在暹罗印度的出口米、在朝鲜的还米制、在日本的大名缺钱卖米和五公五民的实物税租。
简言之,在海边。
凭借这些年航海术的发展,海边的粮食宏观上,是非常充裕的。
既然说,在这套特用于大顺的理论下,宏观上粮食够吃,那么工商业就是一种“特殊的分配粮食”的方式。
那么,第一次世界大战,大顺参加了,并且打赢了、并且保留了三角贸易体系却将三角贸易中的“工业品”生产国的身份抢到手里。
由此,把工商业视作一种“特殊的分配粮食”的方式,也即“粮食商品化,参与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交换”,通过一战胜利后的广阔外部市场,在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矛盾短时间内不爆发的情况下,全力发展沿海先发地区的工商业。
在假设继续发展的情况下,延续扶桑移民的总路线,实现人口的大规模向东流动。
而且是一场扶桑西海岸往落基山以东流、沿海地区往扶桑流西海岸流、内地地区往沿海流的波及到整个大顺的超大型人口东迁。
铁路,是给粮食加条腿。
一战,是让人自己的腿去靠近粮食。
这两条腿都给接上,也就可以让实学派真正看到未来的曙光,刘钰鼓吹的未来也就理论上有落地实现的可能性。
当然,刘钰鼓吹的未来,也是不涉及到更多的东西的。
只是被抽象成在封建统治者看来“不算太有害”的、抽象的工商业容纳过多的人口。
至于说“极多的工商业人口”这玩意儿,对封建统治者有没有害……现在看不出来,等着看出来的时候,早就晚了。
所以,刘钰和皇帝以扶桑移民事试言之,大谈剥削、剩余价值的“好处”,大谈这些东西“帮助”了皇帝解决了人口过多土地不足的问题。
实际上,也就是在鼓吹“第二种私有制”的合理性。
而老马说的很清楚,第二种私有制要在第一种私有制的坟墓上生长起来。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,实则就是在为“第一种私有制的毁灭”,敲敲边鼓、打打预防针。
就现在来看,皇帝既不想均田、也没有能力均田、更不想直接折腾出来个王莽改制。
故而,皇帝的思路就是依靠旧王朝的周期,算了算时间觉得差不多还有百余年时间。那么,只要这百余年时间,能完成工商业发展的大爆发,容纳足够的人口,即便说将来内地均田,也减轻了很大的压力。
当然,理论上来说,要是真的让工商业彻底发展起来了,容纳了足够的人口,不需要考虑抑兼并、限田、均田等问题的话。
至少皇帝现在看来,似乎也少了许多麻烦。
毕竟说,即便有一个大致的思路,将来靠东来压西,完成均田,在靠西来压东维系统治,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思路。
但思路归思路。
真做起来,肯定也是凶险万分。
且不说这得百年之后,说不定他的子孙就摊上个晋惠帝那样的。
就说百年之后,他的子孙能力很强,但玩这么大,稍有不慎,也是粉身碎骨。
这种关乎均田之类的改革,亦算是前所未有成功的。
唯一一个说起来大约表象上有点像的,结局是脑袋都被人揪下来成为大汉第二王朝的镇国法器。
至于说均田问题本身,刘钰实际上非常支持,并且认为不均田、不限制耕地的金融投机属性、不依靠均田来抵消新时代诞生的剧痛,新时代是无法顺利降生的。
但是,均田这件事,刘钰不会和皇帝谈。
既是没大义上的意义,这玩意儿,在大顺来说,本身就不是不可谈的,最起码是符合大顺主流的政治正确的。
也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,这玩意儿,就现在的大顺,本身就不是可以完成的改革,最起码现在是一点希望都没有。
靠封建王朝均田……说句难听点的,当年从西安一路打到京城的起义军属性,都没完成,况于现在。
谈均田无意义。
谈工商业发展,才有意义。
以后的事,以后说,工商业继续发展、发展起来了,皇帝地主不均田也均不了,自有别的阶级领头,把田均了。
刘钰只是把他那一套的“两条腿”给皇帝讲清楚,告诉皇帝,工商业容纳大量无地人口这个“可以解决土地兼并导致失地百姓大起义这个封建王朝之癌”的未来,似乎是可以实现的。
当然,刘钰不会给皇帝讲代价:封建王朝之癌倒是能治,就是治的方法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。
工商业发展治王朝之癌的办法,是工商业中所诞生的力量,化身绞索,勒死封建王朝。人都死了,癌不就不扩张了?这也是一种治,治标又治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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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能引出“宏观上的无效劳动”的概念。
宏观上的无效劳动,又引出了发展工商业的必要性。
而发展工商业,最终又是为了让“定以后国民财富的总和”增加。
故而,刘钰把《国富论》断章取义,一截为二。
在大顺,留下了国富的定义。
在欧洲,推销了“优势”理论,不过是李嘉图修正后的“相对优势”而不是原书的“绝对优势”。
应该说,这种断章取义,才是最符合《国富论》原著精神的:国富是目的,为了达成这个目的,批判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,因为重商主义政策已经对英国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了。
精神内核在于“国富”,自由贸易只是手段,一种特定于当时英国政策的手段。
而刘钰把《国富论》断章取义,恰恰最贴近国富论的精髓:国富是目的,大顺现在需要的,是重商主义、殖民扩张、高税政策、国家强力、扩军造舰、依靠军事霸权取得商业霸权带动手工业时代的工业发展,这些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精髓手段。这些东西,现在不但没有对大顺的生产力发展有限制,相反还极大地促进了大顺生产力的发展,也即达成了“国富”之目的。
这个第一点,是“写经”。
第二个关键点,就是:如何让人均粮食这个概念,有现实意义。
这算是“释经”。
简单来说,南洋的大米,能和甘肃算平均吗?算出来的平均,对甘肃有意义吗?
这在后世,当然压根就不是个问题。别说南洋的大米,就是东北的大米,也可以和甘肃算平均,而且有意义。
但在现在,这就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
连个从江南到京城的运河漕运都搞不明白、搞得天怒人怨,怎么可能配谈相隔万里的【人均粮食拥有量】这个概念呢?
时代,便是这种感觉。
一些时代习以为常的东西,在另一个时代,则是不可忽视的天大的事。
所以,在第二个关键点上,刘钰拿出来几样东西,来让这些相信了“经书”的人,看到了未来。
铁路,是第一个。
世界上此时的先发国家,都在拼命搞基建。
英国在修运河,因为英国适合运河。
法国在修公路,而且是靠劳役制度来修公路,这为将来法革后的一个统一的法兰西奠定了基础。
大顺在修铁路。
因为大顺既不适合在北方修运河,也不适合修公路,至少以现在的条件和技术下,学法国修公路不行、学英国修运河在北方修不了。
蒸汽机,在大顺的出现,刘钰没有傻乎乎地直接往纺织业上引。
而是从一开始,刘钰就在往煤矿、盐井、以及蒸汽车的方向上引。
靠着华北崩溃的生态、京城这个消费城市急需煤炭、以及皇帝对京城稳定性的格外关注,终于搞出了一条实验性质的铁路。
就现在来说,铁路给大顺带来的意义,其象征意义,是大于实际意义的。至少暂时是,因为现在的动力不足、运力一般、还没到相对于漕船等老传统而惊天骇地的地步。
这种象征意义,对于相信刘钰描绘的“工商业容纳足够人口”这个未来的那批人而言,则意义更大。
不是在铁路本身,也不在人征服自然的神奇。
而在于,这让刘钰提出的那个“人均粮食拥有量”和“国民财富、宏观无效劳动”之类的“经文”,有了真正落地的可能。
铁路带给他们这批人的,是让依托在人均粮食占有量这个概念上的“新时代的国家”,得以理论上可以在现实里存在了。
简单来说,假如有一条从东北到河南的铁路。那么,如果河南理论上就可以种棉花了。
因为,东北与河南,终于连为一体了。东北的粮食,是可以随时出现在河南、且价格不会因为“千里不贩籴”这个铁器牛耕时代的总结而飞昂。
当然,种棉花只是一种浓缩的象征,并不是书一定要去种、或者真的去种。
即便说,从封建统治、传统士大夫思路的角度来看。这东西的出现,也使得“平粜”、“平价”之类的士大夫传统梦想,也得以在上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得以理论上落地实现。
除了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外,还有对外扩张和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、抢夺世界市场的诸多涉及到国家强力这种经济力的政策。
这也使得“人均粮食占有量”这个概念,在大顺得以用另一种方法实现。
修铁路,是粮食没长腿,而铁路能让粮食去缺粮的地方,达成人均粮食的意义。
对外扩张、抢夺市场,是粮食没长腿,但是人长了腿。粮食不能往人身边凑,因为没腿;可人为啥不靠腿,往粮食身边凑呢?
大顺的粮食在哪?
在关东高粱地、在虾夷麦田、在南洋稻米种植园、在暹罗印度的出口米、在朝鲜的还米制、在日本的大名缺钱卖米和五公五民的实物税租。
简言之,在海边。
凭借这些年航海术的发展,海边的粮食宏观上,是非常充裕的。
既然说,在这套特用于大顺的理论下,宏观上粮食够吃,那么工商业就是一种“特殊的分配粮食”的方式。
那么,第一次世界大战,大顺参加了,并且打赢了、并且保留了三角贸易体系却将三角贸易中的“工业品”生产国的身份抢到手里。
由此,把工商业视作一种“特殊的分配粮食”的方式,也即“粮食商品化,参与以白银为媒介的商品交换”,通过一战胜利后的广阔外部市场,在保证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生矛盾短时间内不爆发的情况下,全力发展沿海先发地区的工商业。
在假设继续发展的情况下,延续扶桑移民的总路线,实现人口的大规模向东流动。
而且是一场扶桑西海岸往落基山以东流、沿海地区往扶桑流西海岸流、内地地区往沿海流的波及到整个大顺的超大型人口东迁。
铁路,是给粮食加条腿。
一战,是让人自己的腿去靠近粮食。
这两条腿都给接上,也就可以让实学派真正看到未来的曙光,刘钰鼓吹的未来也就理论上有落地实现的可能性。
当然,刘钰鼓吹的未来,也是不涉及到更多的东西的。
只是被抽象成在封建统治者看来“不算太有害”的、抽象的工商业容纳过多的人口。
至于说“极多的工商业人口”这玩意儿,对封建统治者有没有害……现在看不出来,等着看出来的时候,早就晚了。
所以,刘钰和皇帝以扶桑移民事试言之,大谈剥削、剩余价值的“好处”,大谈这些东西“帮助”了皇帝解决了人口过多土地不足的问题。
实际上,也就是在鼓吹“第二种私有制”的合理性。
而老马说的很清楚,第二种私有制要在第一种私有制的坟墓上生长起来。鼓吹第二种私有制的合理性,实则就是在为“第一种私有制的毁灭”,敲敲边鼓、打打预防针。
就现在来看,皇帝既不想均田、也没有能力均田、更不想直接折腾出来个王莽改制。
故而,皇帝的思路就是依靠旧王朝的周期,算了算时间觉得差不多还有百余年时间。那么,只要这百余年时间,能完成工商业发展的大爆发,容纳足够的人口,即便说将来内地均田,也减轻了很大的压力。
当然,理论上来说,要是真的让工商业彻底发展起来了,容纳了足够的人口,不需要考虑抑兼并、限田、均田等问题的话。
至少皇帝现在看来,似乎也少了许多麻烦。
毕竟说,即便有一个大致的思路,将来靠东来压西,完成均田,在靠西来压东维系统治,基本上有这么一个思路。
但思路归思路。
真做起来,肯定也是凶险万分。
且不说这得百年之后,说不定他的子孙就摊上个晋惠帝那样的。
就说百年之后,他的子孙能力很强,但玩这么大,稍有不慎,也是粉身碎骨。
这种关乎均田之类的改革,亦算是前所未有成功的。
唯一一个说起来大约表象上有点像的,结局是脑袋都被人揪下来成为大汉第二王朝的镇国法器。
至于说均田问题本身,刘钰实际上非常支持,并且认为不均田、不限制耕地的金融投机属性、不依靠均田来抵消新时代诞生的剧痛,新时代是无法顺利降生的。
但是,均田这件事,刘钰不会和皇帝谈。
既是没大义上的意义,这玩意儿,在大顺来说,本身就不是不可谈的,最起码是符合大顺主流的政治正确的。
也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,这玩意儿,就现在的大顺,本身就不是可以完成的改革,最起码现在是一点希望都没有。
靠封建王朝均田……说句难听点的,当年从西安一路打到京城的起义军属性,都没完成,况于现在。
谈均田无意义。
谈工商业发展,才有意义。
以后的事,以后说,工商业继续发展、发展起来了,皇帝地主不均田也均不了,自有别的阶级领头,把田均了。
刘钰只是把他那一套的“两条腿”给皇帝讲清楚,告诉皇帝,工商业容纳大量无地人口这个“可以解决土地兼并导致失地百姓大起义这个封建王朝之癌”的未来,似乎是可以实现的。
当然,刘钰不会给皇帝讲代价:封建王朝之癌倒是能治,就是治的方法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。
工商业发展治王朝之癌的办法,是工商业中所诞生的力量,化身绞索,勒死封建王朝。人都死了,癌不就不扩张了?这也是一种治,治标又治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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