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九七章 宁与友邦,不给国人
第297章宁与友邦,不给国人
第二日,当考林·卡姆比尔再度约见这几个自由贸易号上的头目时,心里不由地嘀咕了一句谚语。
“unvieuxchataimelesjeunessouris……”
老到的猫,总是喜欢抓稚嫩的老鼠。
换成人话,便是欺软怕硬。
卡姆比尔心想,你们倒是去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谈啊,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谈啊?他们才是做大买卖的,却不敢和他们谈,反倒盯着最弱的瑞典公司谈条件,这不是老猫专挑小耗子是什么?
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这些人,要么懂拉丁文,要么会一些简单法语,亦或是懂一些俄语,最优秀的几个人都能用拉丁语沟通。
之前的几次接触,大顺这边已经提出了希望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入股的想法,这引起了瑞典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极大反对。
可是,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愚蠢。尤其是当今天馒头等人说出了如果不同意,大顺可能会在关税和供货方面做出调整的时候,卡姆比尔不得不朝着他们诉苦。
“来自中国的舰长先生,31年,我第一次以瑞典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去过广东。在那之前,我也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,去过福建也去过松江。”
“必须承认,即便有官员索贿,中国的港口仍然是最适合贸易的,我们愿意和中国做生意。为什么现在要改变这种政策呢?”
“你们的商品,只要卖出去就好,为什么一定要由你们装船货运呢?如果瑞典可以坐在家里就有人来贸易,送来银币,我们不会选择冒险的。”
“就算是您准备的很充足,这一次远航,您的船上还是死了两个人,这样的风险,我们欧洲人承担就好了,你们没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。”
“你们,就在广东和江苏的海岸线上,收钱就好。”
馒头轻轻一笑,转述了刘钰常说的一句话。
“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。一有适当的利润,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。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,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;有百分之二十,就会活泼起来;有百分之五十,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;有百分之百,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……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,它就会鼓励它们。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。”
“无他,坐在家里收白银,利润还是不够罢了。每年死在疟疾、热病、坏血病和海难中的欧洲人很多。”
说到这,他轻轻一笑:“我们,也想有死于追逐利润的机会。”
“这不是我个人的要求,而是松江、福建、广东的资本希望打开这条贸易路线。这不是个人的意志,而是资本的意志。而且,天子陛下也不希望这些热钱流入到购买土地的贸易中。”
“过去的大顺,只有真正的自由贸易。但从现在开始,不再是了。我无权决定这样的政策,我只是转达一下政策的转变,希望贵公司和瑞典国会派出足够级别的人前去商谈。”
“您既然31年就去过广东,而且也被授予过对华全权大使,这一次前往中国,您是很合适的人选。我只是在您去之前,告诉一下政策的换转变,希望卡姆比尔先生能和董事会、国会说清楚。”
馒头很清楚自己的职责,首要任务是找到做木焦油的工匠,这件事已经做成。
至于谈判,他是不负责的,只是负责把有资格谈判的人带上船。
如果从某种所谓的“道德”来看,这还真就是在助长走私。
不过用刘钰的官方话术,这叫垄断权下的走私,是高尚的自由贸易。
反正大顺是一点都不怕被此时的洋货倾销,一百年后也是靠鸦片抹平的逆差,现在怕什么?
卡姆比尔面对一脸最后通牒架势的馒头,只能耐心的去解释,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有多么艰难。
“舰长先生,您应该知道,瑞典是个小国,很穷。在成立东印度公司之初,国会就极端反对,认为这样会冲垮瑞典刚刚起步的纺织业。如果印度或者中国的棉布进入瑞典,瑞典的织工都会失业。”
“本身就穷,又打了常年的大北方战争,人们不希望东方的奢侈品和棉布,换走瑞典少得可怜的银币。”
“国会认为,成立东印度公司是愚蠢的。用银币去换取毫无意义的瓷器丝绸和茶叶。”
“说我们这些人,努力游说说服了国会。”
“即便最后允许了东印度公司成立,可是也不允许中国的货物在瑞典销售,只能卖给第三方。”
馒头心道没错,先生也没指望卖给你们瑞典国。瑞典国才几个人?能买多少茶?
“卡姆比尔先生,你放心。这一点我们一样可以保证,我们会遵守这个规定,绝对不会私自售卖。我们要的是合作,是入股,而不是希望直接在哥德堡贸易。”
说着,心里又想,就算你们现在统一开放哥德堡作为口岸,我们也不会同意的。不挂你们的旗,将来打起来,荷兰人非要劫我们不可。
不是不可以多花点钱,买你们这个中立国的船籍。这都是可以谈的,但现在我是不会和你谈的。
卡姆比尔又道:“我们的资本,比起荷兰和英国,差得太远。英国和荷兰政府是有规定的,禁止私人从事东方贸易,只能由东印度公司从事此项垄断。”
“这就导致本公司的经营,有很多的特殊之处。要对客户的资料绝对保密,也要对股东的身份绝对保密。”
“虽然我们每次航行之后都销毁账本,但是,国会中很多没有机会入股的,都心怀不满。都希望也分一杯羹——虽然在一开始,他们是反对的,但现在他们没有账本,也能估算出我们的利润有多高。”
“如果开放给你们参股,国会里一些没有入股的人,一定会反对的。这真的很难办。”
不患寡而患不均,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。瑞典在四海之内,自然这句话在斯德哥尔摩也是有效的。
一旦允许中国股东参股,瑞典国会里很多没有入股的人,就会质问:为什么宁可允许外国人入股,也不允许我们入股?为什么东印度公司的账目不公开?为什么不给我们入股的机会?
大好的赚钱机会,宁与友邦,不给国人?这算什么?
本来这种呼声就有不少,入股的除了瑞典大商人和贵族,便是英国和荷兰商人,账本是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的。
冒着本国国民禁止参加亚洲贸易禁令的荷兰人和英国人,没办法在法律地位上撼动东印度公司的存在,都将希望放在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上。他们给了王室很大的支持,也贿赂了不少国会成员,虽然用掩耳盗铃的方式销毁每一次的账本,可哪怕掩耳盗铃也是有效的。
现在如果允许中国商人参股,连掩耳盗铃这一步都不做了,必然会有大量的国会内的“便帽党”,要求公开公司的股份名单,驱赶那些英国和荷兰的股东,方便让自己参股。
考林·卡姆比尔很清楚,国会里的那些反对派,会找许多的理由。
除了股权风波,还有就是当初便有很多人反对成立东印度公司,他们很清楚瑞典那可怜的纺织业,不论中国,单单面对印度的手工业冲击会是什么模样。
英国都颁布的禁令,严禁英国人穿棉布,瑞典何德何能,敢与英国比纺织业?英国纺织业打不过印度,印度的棉布又一丁点卖不进中国,这其中的巨大差距,哪怕相隔数万里的大海和损耗,一样会让瑞典的纺织业崩溃。
这些人有一部分是从事纺织业的,在国会中是有席位的,他们认为应该保护民族工业,扩大出口而不是进口,应该提高进口关税,宁可让瑞典人穿昂贵而有质量低劣的国货,也要杜绝廉价的好货。
虽然……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,就承诺不会在瑞典售卖,而是转卖给第三方。可是……怎么可能执行的那么彻底?如果闹大了,那些从事本土纺织业的国会议员借题发挥,公司也会很难办:至少,又得花一大笔钱,在国会贿赂、游说。
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,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。不管是掩耳盗铃而是借题发挥,打破这种平衡,都可能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。
当然,这种不确定因素,靠钱和贿赂,还是能解决的。
卡姆比尔也知道,光靠讲讲道理、卖卖惨,是没有用的。中国那边一旦在关税上动动手脚,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就要崩溃。瑞典不是荷兰不是英国,在印度、波斯、南洋乃至非洲,都没有太强的势力,公司的半数高利润业务都是在和中国往来。
他只是希望讲清楚这个道理,和大顺这边讨价还价:走私贩子的人脉,算不算股本?国会这边的游说和贿赂,算不算股本?
馒头也懒得听对方的弦外之音,他也不负责谈判,只是笑道:“彼此制衡,才有合作的基础。没有中国的货,你们公司要破产;没有你们的销路,我们的商人也不能得利。这样的合作,难道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吗?”
“至于各种细则,我不谈,您可以到了天朝后,和朝廷的人去谈。只是现在,我想知道,国会能否修改东印度公司的条款?或者,您能否在去之前,确定国会是否同意?一来一回,至少两年时间,朝廷不会等你们两年的。”
“况且,你刚才不是说,资本募集困难吗?多了不敢说,一二百万两白银的股本,在大顺还是顷刻间就能募集到的。只要有足够的利润。”
最后这句话可不是吹牛。大顺一点都不缺银子,只是银子没有一个集中和流通的手段,或者说缺银子的是大顺的朝廷。
户政府不是央行,连度支都做不明白,可是皇帝带着把大肥猪们都圈在松江养着的想法,这就使得资本很容易富集起来。
只要利润足够,凭着贸易公司的名头和以往的积累,一二百万两银子还是少说了。
现在瑞典人的资本还是不足,至少商船数量就不够,欧洲的走私者们也还没到吃不下货的地步。瑞典人缺现金,大顺这边有钱,正是天作之合。
馒头心想这谈判就是混不吝,你不接受我就关贸易。
说条件也不是现在说。现在要做的首要之事,是确定国会能否修改东印度公司的条例?
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现在有很多限制,比如船必须要用瑞典的船,以给瑞典造船厂提供订单,增加就业;比如战时,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需要划归海军指挥,所有商船船长都等同于海军军官。
比如……随时要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死磕。
这些条例,可不是卡姆比尔能决定的,还得通过国会。如果国会不松口,卡姆比尔就算去了大顺,谈的条件也无意义。
馒头也知道,国会这东西,和大顺虽然不同,但有个东西肯定能解决:钱。
只是,还需要一个渠道。行贿,也得有关系、有人引荐才行。
“卡姆比尔先生,我知道你是东印度公司的发起人。再去之前,请做好如下准备。”
“分割东印度公司,将对华贸易业务独立出来。双方的合作,是固定货物比例。大顺的商船不会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,但作为回报,如果俄国和瑞典爆发了战争,大顺可以调停。”
“主动权既在你们手里,因为你们有市场;但也在我们手里,因为我们货源。合则两利、分则两伤。”
“至于国会,我想你们既然能够促成东印度公司成立,也一定有办法促成修改法令。钱……不是问题。如果允许我们的商人参股,公司的事就是他们的事,他们精通行贿。相信我,在大顺的商人很清楚行贿的价值,他们在行贿上绝不吝啬。”
此时能够说出来的条件,必然不是最终的条件,而是可以就地还钱的。
前期的话,可能还需要给瑞典让渡更多的利益,主要是考虑到瑞典在今后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,英国荷兰出于对瑞典铜矿铁矿和木焦油的需求,不会劫瑞典的船。
真要是南洋那边打起来,要是挂大顺的旗帜,可能一出马六甲,就被荷兰人给劫了。
这一次既是要借瑞典的壳,也是要借瑞典的人脉和市场。只要能打开这个缺口,就算商人不出钱,刘钰也愿意出一笔行贿的钱的。
况且大顺的商人怎么可能不知道“衙门口朝南开,有理没钱别进来”的道理?国会,不就是个衙门吗?
卡姆比尔听到这样的条件,心里也是微微一动,他明白这些条件必然不是最后的条件,这也不是不能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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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日,当考林·卡姆比尔再度约见这几个自由贸易号上的头目时,心里不由地嘀咕了一句谚语。
“unvieuxchataimelesjeunessouris……”
老到的猫,总是喜欢抓稚嫩的老鼠。
换成人话,便是欺软怕硬。
卡姆比尔心想,你们倒是去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谈啊,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谈啊?他们才是做大买卖的,却不敢和他们谈,反倒盯着最弱的瑞典公司谈条件,这不是老猫专挑小耗子是什么?
来到斯德哥尔摩的这些人,要么懂拉丁文,要么会一些简单法语,亦或是懂一些俄语,最优秀的几个人都能用拉丁语沟通。
之前的几次接触,大顺这边已经提出了希望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入股的想法,这引起了瑞典东印度公司股东们的极大反对。
可是,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愚蠢。尤其是当今天馒头等人说出了如果不同意,大顺可能会在关税和供货方面做出调整的时候,卡姆比尔不得不朝着他们诉苦。
“来自中国的舰长先生,31年,我第一次以瑞典东印度公司负责人的身份去过广东。在那之前,我也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员工,去过福建也去过松江。”
“必须承认,即便有官员索贿,中国的港口仍然是最适合贸易的,我们愿意和中国做生意。为什么现在要改变这种政策呢?”
“你们的商品,只要卖出去就好,为什么一定要由你们装船货运呢?如果瑞典可以坐在家里就有人来贸易,送来银币,我们不会选择冒险的。”
“就算是您准备的很充足,这一次远航,您的船上还是死了两个人,这样的风险,我们欧洲人承担就好了,你们没有必要承担这样的风险。”
“你们,就在广东和江苏的海岸线上,收钱就好。”
馒头轻轻一笑,转述了刘钰常说的一句话。
“资本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的情况。一有适当的利润,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。只要有百分之十的利润,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;有百分之二十,就会活泼起来;有百分之五十,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;有百分之百,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……如果动乱和纷争会带来利润,它就会鼓励它们。走私和奴隶贸易就是证据。”
“无他,坐在家里收白银,利润还是不够罢了。每年死在疟疾、热病、坏血病和海难中的欧洲人很多。”
说到这,他轻轻一笑:“我们,也想有死于追逐利润的机会。”
“这不是我个人的要求,而是松江、福建、广东的资本希望打开这条贸易路线。这不是个人的意志,而是资本的意志。而且,天子陛下也不希望这些热钱流入到购买土地的贸易中。”
“过去的大顺,只有真正的自由贸易。但从现在开始,不再是了。我无权决定这样的政策,我只是转达一下政策的转变,希望贵公司和瑞典国会派出足够级别的人前去商谈。”
“您既然31年就去过广东,而且也被授予过对华全权大使,这一次前往中国,您是很合适的人选。我只是在您去之前,告诉一下政策的换转变,希望卡姆比尔先生能和董事会、国会说清楚。”
馒头很清楚自己的职责,首要任务是找到做木焦油的工匠,这件事已经做成。
至于谈判,他是不负责的,只是负责把有资格谈判的人带上船。
如果从某种所谓的“道德”来看,这还真就是在助长走私。
不过用刘钰的官方话术,这叫垄断权下的走私,是高尚的自由贸易。
反正大顺是一点都不怕被此时的洋货倾销,一百年后也是靠鸦片抹平的逆差,现在怕什么?
卡姆比尔面对一脸最后通牒架势的馒头,只能耐心的去解释,瑞典的东印度公司有多么艰难。
“舰长先生,您应该知道,瑞典是个小国,很穷。在成立东印度公司之初,国会就极端反对,认为这样会冲垮瑞典刚刚起步的纺织业。如果印度或者中国的棉布进入瑞典,瑞典的织工都会失业。”
“本身就穷,又打了常年的大北方战争,人们不希望东方的奢侈品和棉布,换走瑞典少得可怜的银币。”
“国会认为,成立东印度公司是愚蠢的。用银币去换取毫无意义的瓷器丝绸和茶叶。”
“说我们这些人,努力游说说服了国会。”
“即便最后允许了东印度公司成立,可是也不允许中国的货物在瑞典销售,只能卖给第三方。”
馒头心道没错,先生也没指望卖给你们瑞典国。瑞典国才几个人?能买多少茶?
“卡姆比尔先生,你放心。这一点我们一样可以保证,我们会遵守这个规定,绝对不会私自售卖。我们要的是合作,是入股,而不是希望直接在哥德堡贸易。”
说着,心里又想,就算你们现在统一开放哥德堡作为口岸,我们也不会同意的。不挂你们的旗,将来打起来,荷兰人非要劫我们不可。
不是不可以多花点钱,买你们这个中立国的船籍。这都是可以谈的,但现在我是不会和你谈的。
卡姆比尔又道:“我们的资本,比起荷兰和英国,差得太远。英国和荷兰政府是有规定的,禁止私人从事东方贸易,只能由东印度公司从事此项垄断。”
“这就导致本公司的经营,有很多的特殊之处。要对客户的资料绝对保密,也要对股东的身份绝对保密。”
“虽然我们每次航行之后都销毁账本,但是,国会中很多没有机会入股的,都心怀不满。都希望也分一杯羹——虽然在一开始,他们是反对的,但现在他们没有账本,也能估算出我们的利润有多高。”
“如果开放给你们参股,国会里一些没有入股的人,一定会反对的。这真的很难办。”
不患寡而患不均,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。瑞典在四海之内,自然这句话在斯德哥尔摩也是有效的。
一旦允许中国股东参股,瑞典国会里很多没有入股的人,就会质问:为什么宁可允许外国人入股,也不允许我们入股?为什么东印度公司的账目不公开?为什么不给我们入股的机会?
大好的赚钱机会,宁与友邦,不给国人?这算什么?
本来这种呼声就有不少,入股的除了瑞典大商人和贵族,便是英国和荷兰商人,账本是无论如何不能公开的。
冒着本国国民禁止参加亚洲贸易禁令的荷兰人和英国人,没办法在法律地位上撼动东印度公司的存在,都将希望放在了瑞典的东印度公司上。他们给了王室很大的支持,也贿赂了不少国会成员,虽然用掩耳盗铃的方式销毁每一次的账本,可哪怕掩耳盗铃也是有效的。
现在如果允许中国商人参股,连掩耳盗铃这一步都不做了,必然会有大量的国会内的“便帽党”,要求公开公司的股份名单,驱赶那些英国和荷兰的股东,方便让自己参股。
考林·卡姆比尔很清楚,国会里的那些反对派,会找许多的理由。
除了股权风波,还有就是当初便有很多人反对成立东印度公司,他们很清楚瑞典那可怜的纺织业,不论中国,单单面对印度的手工业冲击会是什么模样。
英国都颁布的禁令,严禁英国人穿棉布,瑞典何德何能,敢与英国比纺织业?英国纺织业打不过印度,印度的棉布又一丁点卖不进中国,这其中的巨大差距,哪怕相隔数万里的大海和损耗,一样会让瑞典的纺织业崩溃。
这些人有一部分是从事纺织业的,在国会中是有席位的,他们认为应该保护民族工业,扩大出口而不是进口,应该提高进口关税,宁可让瑞典人穿昂贵而有质量低劣的国货,也要杜绝廉价的好货。
虽然……东印度公司在成立之初,就承诺不会在瑞典售卖,而是转卖给第三方。可是……怎么可能执行的那么彻底?如果闹大了,那些从事本土纺织业的国会议员借题发挥,公司也会很难办:至少,又得花一大笔钱,在国会贿赂、游说。
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,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当中。不管是掩耳盗铃而是借题发挥,打破这种平衡,都可能带来许多不确定的因素。
当然,这种不确定因素,靠钱和贿赂,还是能解决的。
卡姆比尔也知道,光靠讲讲道理、卖卖惨,是没有用的。中国那边一旦在关税上动动手脚,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就要崩溃。瑞典不是荷兰不是英国,在印度、波斯、南洋乃至非洲,都没有太强的势力,公司的半数高利润业务都是在和中国往来。
他只是希望讲清楚这个道理,和大顺这边讨价还价:走私贩子的人脉,算不算股本?国会这边的游说和贿赂,算不算股本?
馒头也懒得听对方的弦外之音,他也不负责谈判,只是笑道:“彼此制衡,才有合作的基础。没有中国的货,你们公司要破产;没有你们的销路,我们的商人也不能得利。这样的合作,难道不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吗?”
“至于各种细则,我不谈,您可以到了天朝后,和朝廷的人去谈。只是现在,我想知道,国会能否修改东印度公司的条款?或者,您能否在去之前,确定国会是否同意?一来一回,至少两年时间,朝廷不会等你们两年的。”
“况且,你刚才不是说,资本募集困难吗?多了不敢说,一二百万两白银的股本,在大顺还是顷刻间就能募集到的。只要有足够的利润。”
最后这句话可不是吹牛。大顺一点都不缺银子,只是银子没有一个集中和流通的手段,或者说缺银子的是大顺的朝廷。
户政府不是央行,连度支都做不明白,可是皇帝带着把大肥猪们都圈在松江养着的想法,这就使得资本很容易富集起来。
只要利润足够,凭着贸易公司的名头和以往的积累,一二百万两银子还是少说了。
现在瑞典人的资本还是不足,至少商船数量就不够,欧洲的走私者们也还没到吃不下货的地步。瑞典人缺现金,大顺这边有钱,正是天作之合。
馒头心想这谈判就是混不吝,你不接受我就关贸易。
说条件也不是现在说。现在要做的首要之事,是确定国会能否修改东印度公司的条例?
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现在有很多限制,比如船必须要用瑞典的船,以给瑞典造船厂提供订单,增加就业;比如战时,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需要划归海军指挥,所有商船船长都等同于海军军官。
比如……随时要和俄国的波罗的海舰队死磕。
这些条例,可不是卡姆比尔能决定的,还得通过国会。如果国会不松口,卡姆比尔就算去了大顺,谈的条件也无意义。
馒头也知道,国会这东西,和大顺虽然不同,但有个东西肯定能解决:钱。
只是,还需要一个渠道。行贿,也得有关系、有人引荐才行。
“卡姆比尔先生,我知道你是东印度公司的发起人。再去之前,请做好如下准备。”
“分割东印度公司,将对华贸易业务独立出来。双方的合作,是固定货物比例。大顺的商船不会在战时受控于瑞典海军,但作为回报,如果俄国和瑞典爆发了战争,大顺可以调停。”
“主动权既在你们手里,因为你们有市场;但也在我们手里,因为我们货源。合则两利、分则两伤。”
“至于国会,我想你们既然能够促成东印度公司成立,也一定有办法促成修改法令。钱……不是问题。如果允许我们的商人参股,公司的事就是他们的事,他们精通行贿。相信我,在大顺的商人很清楚行贿的价值,他们在行贿上绝不吝啬。”
此时能够说出来的条件,必然不是最终的条件,而是可以就地还钱的。
前期的话,可能还需要给瑞典让渡更多的利益,主要是考虑到瑞典在今后的欧洲战争中保持中立,英国荷兰出于对瑞典铜矿铁矿和木焦油的需求,不会劫瑞典的船。
真要是南洋那边打起来,要是挂大顺的旗帜,可能一出马六甲,就被荷兰人给劫了。
这一次既是要借瑞典的壳,也是要借瑞典的人脉和市场。只要能打开这个缺口,就算商人不出钱,刘钰也愿意出一笔行贿的钱的。
况且大顺的商人怎么可能不知道“衙门口朝南开,有理没钱别进来”的道理?国会,不就是个衙门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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