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七九章 时代局限内的强者
第483章时代局限内的强者
托古改制、借古讽今、伪造先秦古籍等等情况,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可谓是身经百战、见的多了。
尤其是大顺这边朱子学破、而功利学还没立起、还未出现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,托古言志、伪造先秦古籍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。
当年刘钰从长崎带回一些日本的汉学书时,《七经孟子考文》引发了一场小轰动,而太宰春台伪造的古书《产语·经济录》,也因着伪造水平极高、颇有先秦文华,被大顺的文人观摩了一阵。
但他们观摩之后四处考证,最后得出个结论:里面的很有用词,不小心用了《史记》里的词句,作假没太到位,这本书即便不是完全伪造的,至少也不早于汉代,根本不是先秦古籍。
松平辉贞说他是狂士,也着实不冤枉他。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,导致了古学派的崛起,证明了诞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朱子学,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。太宰春台则是在这场事件的大辩论中,着实爆出了一些惊人之语。
简单来说,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,选了赤穗藩的藩主浅野长矩接待。浅野长矩是个土鳖藩主,根本不懂那些繁琐的礼仪,就找懂礼仪的吉良义央帮忙。
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滴,总之礼仪不到位,很丢人。浅野长矩就觉得吉良义央故意整他、让他丢人,就拔刀砍了吉良义央。
幕府这边有《吵架斗殴处分条例》,就是武士争吵,只要两个人都动刀了,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殴处置,都要撸掉封地。
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,知道是将军派的人要搞死他们这些实权派、找儒生侧用人掌权,在被刺杀后,撑到了别人到来,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:你们作证啊,我没拔刀,我这不是打架斗殴。然后才死。
吉良义央也学堀田正俊,被砍了一刀也不还手。这就不适用《吵架斗殴处分条例》,加上这是招待天皇,算是“御前失仪”,幕府就勒令浅野长矩自杀,安抚了吉良义央。
自杀之后,大罪撤藩。赤穗藩穷的一逼,早就在藩内发纸币代替金银了,武士们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,家主没了,就等于失业。为了争取宽大处理,开城交出了领地,换来了幕府用金银以1:的高价,兑换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纸币。
但人身依附关系的武士没了活路,从食禄阶层变成了打工阶层,心里越想越气,于是一年后47个家臣合谋,刺杀了吉良义央。
就这么点事,但直接引爆了古学派和朱子学的巨大争端。
朱子学是大一统之下背景下产生的,和幕藩多级体制水土不服。
当时朱子学大师林凤刚、室鸠巢就说:昔孤竹二子不听武王之伐讨而身拒兵于马前,今赤穗诸子不听朝廷之赦义央,而众报仇于都下。二子则求仁得仁,诸士则舍生取义。虽事之大小不同,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。
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,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,就是伯夷叔齐。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,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。
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,是义士。
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,只能有一个君。
可封建制下,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,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,“君”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,用大一统“一君”的朱子学,来解释“封建多君”的日本,这就很矛盾。
礼大于法?还是法大于礼?
君臣之礼,在封建制下,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,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?还是听朝廷的?
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,浅野长矩无能,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,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。这本身就是不义的。
他们的家臣,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,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。以小义而谋大不义,不能称之为义士。
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,但就这件事上来看,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学那一套的东西居多。
但不管怎么说,朱子学和古学派的这两种意见,算是主流。
而太宰春台,则是把他们贬斥的一文不值。
他认为,这47个武士,从其作为来看,根本也不是为了义。
而是因为撤藩之后,衣食无着,从食禄生活变成去打工,心里压抑着诸多不满,这本身是个经济问题。
明明是求利,非要说求义。
真正的义是怎么样?
你们要真认为处置不公的是幕府,又不是吉良义央,你们只敢找软柿子捏。
当初就不该开赤穗城的城门,幕府来接手,就是不给,直接开战,死战到底,与城共存亡。这才是义。这才是春秋之义,你看吴起死前之计,墨家为阳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?那才叫义,君主之令叫开城门,那也不好使。
或者直接起兵,三百家臣突袭江户,当街格杀吉良义央,然后再自杀,可谓求仁得仁,亦可谓之义也。
结果呢,你们当初开门献城那么顺从,之后生活穷困,生出不满,心里憋气,又去刺杀。
杀完之后,又不跑,也不自杀,等着幕府来抓。
不就是觉得你们拿住了舆论道德的制高点,事发后各种求关注,觉得幕府能宽恕你们,这样既泄了愤、又博了名吗?
这完全就是假借大义、求利而言义、心存侥幸、追名逐利,这也好意思叫义士?
而且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“伪儒学”的影响,里面权谋、算计太多。当初幕府也是穷,要是多给那些家臣万把两银子,也就没这事了。
当初一开始只是想请求“复藩”、“平反”,到处托关系找人,但手里不宽裕,这事儿最后没办成,才有很多原本的家臣萌生了刺杀之念。
在太宰春台看来,领头的大石内蔵助,做事太做作,也“不是个爽利人,算不得好汉”。
决定刺杀之前,和浅野长矩的遗孀告别的时候,弄得跟唱戏似的,表演性质太浓。
先是说“我要去别处做官啦,请夫人不要担心”,气的浅野长矩的遗孀直接骂他滚,因为瑶泉院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,给家臣们发俸禄,花的都已经差不多了,这时候大石内藏助说要跑别处当官去了,换谁也得直接骂滚。
然后大石内藏助又跪在院子里,送上绝笔,说此计尔,不想被别人知道……太宰春台认为,这绝逼是琢磨着日后出名,人们探寻背后故事的时候,觉得更有艺术感,适合搬到戏台上。
且看看聂政刺杀的时候,可没和他姐姐搞这么一出,也没怕杀人之后姐姐认不出来以至于埋没了名声。大石内藏助办事磨磨唧唧,不是个爽利人。
总之太宰春台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:敢干吉良不敢干幕府,欺软怕硬,怂;干完之后不赶紧死,大造舆论,等着盼着幕府宽恕,伪;办事磨磨唧唧,表演性质太浓,是求名;一开始不想复仇,撤藩之后活得不如意又琢磨复仇,是求利。
这完全就和“义”字沾不上边,完全符合孟子所言的“非义之义”的定义。
评价完赤穗事件后,太宰春台借题发挥,提出了几条想法。
其一,这件事的本质是经济问题,幕府如果不解决各藩武士的人身依附问题、不解决藩主被撤之后武士的出路问题,这种类似的事情以后还会有的。
其二,老师荻生徂徕打着古儒的旗号,实际上搞得却不是儒家的义,又是大义、又是小义的,这是打着儒家的旗号,搞法、墨等学问,假儒!
其三,儒家士道和武士道,必须要警惕基督教的影响。之前太多的传教士在日本殉教,前仆后继,一个又一个面不改色的去死、一个又一个地忍受十字架之苦和火刑而不叫一声痛。使得许多人内心觉得很值得敬佩,然后就觉得“殉教而死”是很美、很值得称道的事。但所谓“上智下愚”,日后俗人只会看到“死”,却不到“殉”字,日后说不得儒家士道和武士道,就得朝着“为死而死”、“死就是美”、“不死就不美”的路子上去了,根本不去考虑“义”了,将来“为死而死”的风气,必成大患。
其四,幕府一边鼓励朱子学,一边不顾日本封建制的现实;既想强调朱子学之礼教,又不想要朱子学之忠君。当真可笑。
其五,儒学这么高深的大义,有几个人能学明白?只要广办寺子屋,学一学儒学最基本的东西,比如孝顺、忠信等等这些基本道德就够了。再高深的,和大众讲,那就是对牛弹琴了。因材施教,能明白大义的,就继续深造学更高深的儒学,通晓大义。至于普通人,学完了孝顺、忠信这些基本道德后,不如学点手艺、学点技术得了,再往下学儒家大义也是白学。
赤穗这群人就是因为学儒学大义学不明白,又没有啥手艺和技术,失业了养活不了自己,才铤而走险,用他们自以为是的“义”,搞出这么个事来。
别说幕府还发了笔遣散费,要有做买卖、当手艺人、甚至当农民的本事,至于混的这么惨,活不下去了,最后一群人越想越气,走这条路吗?
这几条想法一出,整个日本儒界哗然。
山鹿素行的弟子们,赶紧出书阐明士道的真义,里面绝对没有权谋、算计。
林凤冈、室鸠巢等朱子学儒生,赶紧驳斥古学派的思维,简直是贻笑大方,不知礼法礼法,礼在法前。
古学派的荻生徂徕,也被气的头疼,可又惜爱其才,只好道“鸡肋、鸡肋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”,但终究也没把他逐出师门。
赤穗事件之外,太宰春台也怼过幕府。
说幕府赶紧自称国王得了,夫子言,名不正则言不顺,对朝鲜交流的时候,弄得别别扭扭的。当真是“称王无胆、还政无量”。
又说室町幕府、镰仓幕府、德川幕府,根本就是三个朝代。中华都能改朝换代,也不影响正统,日本改朝换代怕个啥吗?
当然,他和老师最大的分歧,还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。
荻生徂徕打着复古儒学的旗号,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。
【立上下差别,不是为了确定上人高贵而下人卑贱的。只是因为天地间的产出是有限的。好的东西少、坏的东西多。这就需要人为分出高低贵贱,用礼法来约束,什么等级的人用什么东西。这只是为了社会的稳定,因为社会生产有限。】
【这个东西可以是钱,也可以是礼法。用钱和礼法来约束,用礼法和钱来约束分成等级,就分配上其实并无太大区别。只是,用钱作为衡量,会使得人道德败坏;而用礼法,则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。】
【既然社会生产有限,大家都想要好的、不想要坏的。而用钱来衡量,道德败坏,自然还是用礼法更好。】
这个观点暂不论对还是不对。
提出观点的目的,是以此观点指导社会运行,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荻生徂徕。
而以此观点推出的结果,便是应该节俭。
通过君主合理的分配,来解决社会的危机;要求人人节俭,从而保证有限的生产得以满足更多的人。
以此观点继续往下推。
最合理的政策,就是让武士们回到封地,别在城下町蹲着,将日本彻底自给自足化,恢复真正封建制,井田复古。
因为只要蹲在城下町,城市化,就会产生商品经济,导致钱取代了礼法,去衡量谁该得到什么等级的东西。
而太宰春台则恰恰相反,他否定【社会生产有限论】,认为社会在不断发展,可以明显感觉到产的粮食多了、布匹多了,各种货物也多了。
社会生产不是有限的,而是可以继续发展的。
奢侈是因为有钱,而奢侈是人的天性,是【天理】,应存此天理,而不是当成【人欲】。
奢侈的表现,是花钱多。花钱多的本质,是挣的钱多。只要挣的钱多、花的钱也多,那就是合理的,不应受到批判。
而且他认为儒学的仁、和义,应该分开。仁,其本质,就是让民众富裕,所谓国富。
认为各藩和幕府实行“仁政”,就是减少贡赋,这是本末倒置。真正的仁政,应该是鼓励农民致富,所谓【富者勤劳而致富、贫者懒惰而遭贫】,此真仁政也。
又借着赤穗事件,说【自古君臣者,不过买卖市道而已。君以领地俸禄而使臣,臣以智力武力而获禄。君买臣、臣卖于君,故而买卖善也、非恶也】。
【赤穗之事,幕府之弊政而致也。各处武士只能卖于本土一家,不能转卖智武于他人。既撤赤穗,臣又不能卖与他君,生无所依,岂不怨乎?】
又批判了武士瞧不起商人买卖的态度,言【武士嘲笑商人,难道你们就没有买卖过吗?每年江户的米市里,卖的最多的就是各国大名。身在买卖中、却笑买卖人,实名与行相悖也。】
当提倡各藩广泛贸易、武士经商,或者学点本事。对老师荻生徂徕的“让武士回乡下去”的想法,大加嘲笑,认为其“反时代而动”、【古学是为破程朱之祸,先生却是真想回到先秦】。
种种奇葩的想法,以至于松平辉贞介绍说这就是太宰春台的时候,刘钰虽感觉自己是圈外人,但也涌出诸多好奇。这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日本的情报,太宰春台的名头他是听过的,也看过他写的一些相当激进的书,还引入了不少太宰春台反朱子学反魔怔了的书册。
本以为这么激进的人,会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没想到在这里相见,竟然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……
对刘钰而言,在长崎第一次听过太宰春台的名头,是太宰春台说“神道教根本不是本土的,也是从唐朝传来的。既然和儒学一样,都是外来的,那还信什么神道教啊?全盘儒化就得了。”
当时就觉得颇为好奇,于是搜罗了一些他的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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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古改制、借古讽今、伪造先秦古籍等等情况,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可谓是身经百战、见的多了。
尤其是大顺这边朱子学破、而功利学还没立起、还未出现新的半圣的大背景下,托古言志、伪造先秦古籍的情况也是层出不穷。
当年刘钰从长崎带回一些日本的汉学书时,《七经孟子考文》引发了一场小轰动,而太宰春台伪造的古书《产语·经济录》,也因着伪造水平极高、颇有先秦文华,被大顺的文人观摩了一阵。
但他们观摩之后四处考证,最后得出个结论:里面的很有用词,不小心用了《史记》里的词句,作假没太到位,这本书即便不是完全伪造的,至少也不早于汉代,根本不是先秦古籍。
松平辉贞说他是狂士,也着实不冤枉他。三十多年前著名的赤穗事件,导致了古学派的崛起,证明了诞生在大一统背景下的朱子学,在分封制的日本水土不服。太宰春台则是在这场事件的大辩论中,着实爆出了一些惊人之语。
简单来说,就是幕府要迎接天皇,选了赤穗藩的藩主浅野长矩接待。浅野长矩是个土鳖藩主,根本不懂那些繁琐的礼仪,就找懂礼仪的吉良义央帮忙。
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滴,总之礼仪不到位,很丢人。浅野长矩就觉得吉良义央故意整他、让他丢人,就拔刀砍了吉良义央。
幕府这边有《吵架斗殴处分条例》,就是武士争吵,只要两个人都动刀了,那就各打五十大板按照斗殴处置,都要撸掉封地。
二十年前幕府大老堀田正俊被刺杀,知道是将军派的人要搞死他们这些实权派、找儒生侧用人掌权,在被刺杀后,撑到了别人到来,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刀喊:你们作证啊,我没拔刀,我这不是打架斗殴。然后才死。
吉良义央也学堀田正俊,被砍了一刀也不还手。这就不适用《吵架斗殴处分条例》,加上这是招待天皇,算是“御前失仪”,幕府就勒令浅野长矩自杀,安抚了吉良义央。
自杀之后,大罪撤藩。赤穗藩穷的一逼,早就在藩内发纸币代替金银了,武士们是封建人身依附制的,家主没了,就等于失业。为了争取宽大处理,开城交出了领地,换来了幕府用金银以1:的高价,兑换了赤穗藩武士的藩札纸币。
但人身依附关系的武士没了活路,从食禄阶层变成了打工阶层,心里越想越气,于是一年后47个家臣合谋,刺杀了吉良义央。
就这么点事,但直接引爆了古学派和朱子学的巨大争端。
朱子学是大一统之下背景下产生的,和幕藩多级体制水土不服。
当时朱子学大师林凤刚、室鸠巢就说:昔孤竹二子不听武王之伐讨而身拒兵于马前,今赤穗诸子不听朝廷之赦义央,而众报仇于都下。二子则求仁得仁,诸士则舍生取义。虽事之大小不同,然其所以重君臣之义则一也。
用赤穗四十七武士的行为,类比于孤竹国的二子,就是伯夷叔齐。不过取的典故不是饿死,而是取伯夷叔齐持剑挡住八百诸侯的另一个典故。
故而认为报仇的那些人,是义士。
大一统背景之下的君,只能有一个君。
可封建制下,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,我家臣的家臣不是我的家臣,“君”这个概念就多了去了,用大一统“一君”的朱子学,来解释“封建多君”的日本,这就很矛盾。
礼大于法?还是法大于礼?
君臣之礼,在封建制下,朝廷和藩主的命令相悖,藩下武士是听藩主的?还是听朝廷的?
古学派的荻生徂徕则认为,浅野长矩无能,当时没砍死吉良义央,而且完全没理由地砍人。这本身就是不义的。
他们的家臣,求为主君报仇的小义,实际上就是主君大不义的延续。以小义而谋大不义,不能称之为义士。
荻生徂徕说自己是古儒一派,但就这件事上来看,分明是法家刑名之学那一套的东西居多。
但不管怎么说,朱子学和古学派的这两种意见,算是主流。
而太宰春台,则是把他们贬斥的一文不值。
他认为,这47个武士,从其作为来看,根本也不是为了义。
而是因为撤藩之后,衣食无着,从食禄生活变成去打工,心里压抑着诸多不满,这本身是个经济问题。
明明是求利,非要说求义。
真正的义是怎么样?
你们要真认为处置不公的是幕府,又不是吉良义央,你们只敢找软柿子捏。
当初就不该开赤穗城的城门,幕府来接手,就是不给,直接开战,死战到底,与城共存亡。这才是义。这才是春秋之义,你看吴起死前之计,墨家为阳城君守城是怎么做的?那才叫义,君主之令叫开城门,那也不好使。
或者直接起兵,三百家臣突袭江户,当街格杀吉良义央,然后再自杀,可谓求仁得仁,亦可谓之义也。
结果呢,你们当初开门献城那么顺从,之后生活穷困,生出不满,心里憋气,又去刺杀。
杀完之后,又不跑,也不自杀,等着幕府来抓。
不就是觉得你们拿住了舆论道德的制高点,事发后各种求关注,觉得幕府能宽恕你们,这样既泄了愤、又博了名吗?
这完全就是假借大义、求利而言义、心存侥幸、追名逐利,这也好意思叫义士?
而且这完全就是受了山鹿素行的“伪儒学”的影响,里面权谋、算计太多。当初幕府也是穷,要是多给那些家臣万把两银子,也就没这事了。
当初一开始只是想请求“复藩”、“平反”,到处托关系找人,但手里不宽裕,这事儿最后没办成,才有很多原本的家臣萌生了刺杀之念。
在太宰春台看来,领头的大石内蔵助,做事太做作,也“不是个爽利人,算不得好汉”。
决定刺杀之前,和浅野长矩的遗孀告别的时候,弄得跟唱戏似的,表演性质太浓。
先是说“我要去别处做官啦,请夫人不要担心”,气的浅野长矩的遗孀直接骂他滚,因为瑶泉院把自己的嫁妆都拿了出来,给家臣们发俸禄,花的都已经差不多了,这时候大石内藏助说要跑别处当官去了,换谁也得直接骂滚。
然后大石内藏助又跪在院子里,送上绝笔,说此计尔,不想被别人知道……太宰春台认为,这绝逼是琢磨着日后出名,人们探寻背后故事的时候,觉得更有艺术感,适合搬到戏台上。
且看看聂政刺杀的时候,可没和他姐姐搞这么一出,也没怕杀人之后姐姐认不出来以至于埋没了名声。大石内藏助办事磨磨唧唧,不是个爽利人。
总之太宰春台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句话:敢干吉良不敢干幕府,欺软怕硬,怂;干完之后不赶紧死,大造舆论,等着盼着幕府宽恕,伪;办事磨磨唧唧,表演性质太浓,是求名;一开始不想复仇,撤藩之后活得不如意又琢磨复仇,是求利。
这完全就和“义”字沾不上边,完全符合孟子所言的“非义之义”的定义。
评价完赤穗事件后,太宰春台借题发挥,提出了几条想法。
其一,这件事的本质是经济问题,幕府如果不解决各藩武士的人身依附问题、不解决藩主被撤之后武士的出路问题,这种类似的事情以后还会有的。
其二,老师荻生徂徕打着古儒的旗号,实际上搞得却不是儒家的义,又是大义、又是小义的,这是打着儒家的旗号,搞法、墨等学问,假儒!
其三,儒家士道和武士道,必须要警惕基督教的影响。之前太多的传教士在日本殉教,前仆后继,一个又一个面不改色的去死、一个又一个地忍受十字架之苦和火刑而不叫一声痛。使得许多人内心觉得很值得敬佩,然后就觉得“殉教而死”是很美、很值得称道的事。但所谓“上智下愚”,日后俗人只会看到“死”,却不到“殉”字,日后说不得儒家士道和武士道,就得朝着“为死而死”、“死就是美”、“不死就不美”的路子上去了,根本不去考虑“义”了,将来“为死而死”的风气,必成大患。
其四,幕府一边鼓励朱子学,一边不顾日本封建制的现实;既想强调朱子学之礼教,又不想要朱子学之忠君。当真可笑。
其五,儒学这么高深的大义,有几个人能学明白?只要广办寺子屋,学一学儒学最基本的东西,比如孝顺、忠信等等这些基本道德就够了。再高深的,和大众讲,那就是对牛弹琴了。因材施教,能明白大义的,就继续深造学更高深的儒学,通晓大义。至于普通人,学完了孝顺、忠信这些基本道德后,不如学点手艺、学点技术得了,再往下学儒家大义也是白学。
赤穗这群人就是因为学儒学大义学不明白,又没有啥手艺和技术,失业了养活不了自己,才铤而走险,用他们自以为是的“义”,搞出这么个事来。
别说幕府还发了笔遣散费,要有做买卖、当手艺人、甚至当农民的本事,至于混的这么惨,活不下去了,最后一群人越想越气,走这条路吗?
这几条想法一出,整个日本儒界哗然。
山鹿素行的弟子们,赶紧出书阐明士道的真义,里面绝对没有权谋、算计。
林凤冈、室鸠巢等朱子学儒生,赶紧驳斥古学派的思维,简直是贻笑大方,不知礼法礼法,礼在法前。
古学派的荻生徂徕,也被气的头疼,可又惜爱其才,只好道“鸡肋、鸡肋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”,但终究也没把他逐出师门。
赤穗事件之外,太宰春台也怼过幕府。
说幕府赶紧自称国王得了,夫子言,名不正则言不顺,对朝鲜交流的时候,弄得别别扭扭的。当真是“称王无胆、还政无量”。
又说室町幕府、镰仓幕府、德川幕府,根本就是三个朝代。中华都能改朝换代,也不影响正统,日本改朝换代怕个啥吗?
当然,他和老师最大的分歧,还是在经济问题上的看法。
荻生徂徕打着复古儒学的旗号,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。
【立上下差别,不是为了确定上人高贵而下人卑贱的。只是因为天地间的产出是有限的。好的东西少、坏的东西多。这就需要人为分出高低贵贱,用礼法来约束,什么等级的人用什么东西。这只是为了社会的稳定,因为社会生产有限。】
【这个东西可以是钱,也可以是礼法。用钱和礼法来约束,用礼法和钱来约束分成等级,就分配上其实并无太大区别。只是,用钱作为衡量,会使得人道德败坏;而用礼法,则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。】
【既然社会生产有限,大家都想要好的、不想要坏的。而用钱来衡量,道德败坏,自然还是用礼法更好。】
这个观点暂不论对还是不对。
提出观点的目的,是以此观点指导社会运行,尤其是身居高位的荻生徂徕。
而以此观点推出的结果,便是应该节俭。
通过君主合理的分配,来解决社会的危机;要求人人节俭,从而保证有限的生产得以满足更多的人。
以此观点继续往下推。
最合理的政策,就是让武士们回到封地,别在城下町蹲着,将日本彻底自给自足化,恢复真正封建制,井田复古。
因为只要蹲在城下町,城市化,就会产生商品经济,导致钱取代了礼法,去衡量谁该得到什么等级的东西。
而太宰春台则恰恰相反,他否定【社会生产有限论】,认为社会在不断发展,可以明显感觉到产的粮食多了、布匹多了,各种货物也多了。
社会生产不是有限的,而是可以继续发展的。
奢侈是因为有钱,而奢侈是人的天性,是【天理】,应存此天理,而不是当成【人欲】。
奢侈的表现,是花钱多。花钱多的本质,是挣的钱多。只要挣的钱多、花的钱也多,那就是合理的,不应受到批判。
而且他认为儒学的仁、和义,应该分开。仁,其本质,就是让民众富裕,所谓国富。
认为各藩和幕府实行“仁政”,就是减少贡赋,这是本末倒置。真正的仁政,应该是鼓励农民致富,所谓【富者勤劳而致富、贫者懒惰而遭贫】,此真仁政也。
又借着赤穗事件,说【自古君臣者,不过买卖市道而已。君以领地俸禄而使臣,臣以智力武力而获禄。君买臣、臣卖于君,故而买卖善也、非恶也】。
【赤穗之事,幕府之弊政而致也。各处武士只能卖于本土一家,不能转卖智武于他人。既撤赤穗,臣又不能卖与他君,生无所依,岂不怨乎?】
又批判了武士瞧不起商人买卖的态度,言【武士嘲笑商人,难道你们就没有买卖过吗?每年江户的米市里,卖的最多的就是各国大名。身在买卖中、却笑买卖人,实名与行相悖也。】
当提倡各藩广泛贸易、武士经商,或者学点本事。对老师荻生徂徕的“让武士回乡下去”的想法,大加嘲笑,认为其“反时代而动”、【古学是为破程朱之祸,先生却是真想回到先秦】。
种种奇葩的想法,以至于松平辉贞介绍说这就是太宰春台的时候,刘钰虽感觉自己是圈外人,但也涌出诸多好奇。这几年他一直在搜集日本的情报,太宰春台的名头他是听过的,也看过他写的一些相当激进的书,还引入了不少太宰春台反朱子学反魔怔了的书册。
本以为这么激进的人,会是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,没想到在这里相见,竟然是个六十岁的老头儿……
对刘钰而言,在长崎第一次听过太宰春台的名头,是太宰春台说“神道教根本不是本土的,也是从唐朝传来的。既然和儒学一样,都是外来的,那还信什么神道教啊?全盘儒化就得了。”
当时就觉得颇为好奇,于是搜罗了一些他的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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