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四一章 难题
第545章难题
皇帝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刘钰当成大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。这类似于朱允炆之前的大明藩王、亦或是唐前期的关陇贵族、亦或是春秋礼崩之前的分封公侯,属于“自己人”。
面对“自己人”,话就可以不必遮遮掩掩。
直接说清楚,大顺可以相信的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,是自耕农、府兵和良家子。至于灾民募兵、工厂雇工这种出身的,可以用来对外征战,但不可以作为基本盘。
故而在松江驻扎的部队,必须是以良家子、自耕农、府兵为主。
一旦松江出了事,要么是雇工起事、要么是有资产的大商贾起事,只此两种可能。
而自耕农、或者交血税而不交币税的府兵作为驻军,砍起这两种人来,绝不会有丝毫的手软。
谁是基本盘,谁是可以依靠的、谁是朋友、谁是敌人,这一点大顺皇室向来分的很清楚,搞得很明白。
至于刘钰,在皇帝看来或许想法不少,但也绕不开“治国平天下”这两个传统士大夫或者贵族的终极渴望,只是路线的不同而已。
路线上的不同,还是可以叫一声“爱卿”的,距离“逆贼”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呢。
刘钰当然明白皇帝的意思,这时候也只能马屁如潮,山呼万岁,接着户政府尚书的话,大赞陛下英明。但却不会说户政府尚书琢磨的“省钱让退伍兵进手工工场”的想法。
皇帝听着刘钰的马屁,相当开心。因为这里面唯一可能觉得皇帝有可能“因噎废食”的人,就是刘钰。
现在处置方法说完,既证明了自己不会因噎废食,也说清楚了自己的应对策略,这时候当然是渴望臣子的夸奖和认同的。
这和权力无关,是否认同,皇帝都会做。但一些人的认同,会让皇帝精神上特别满足。
“鲸侯既然也认为此法甚好,朕且问问你,你对天朝之外的局势了解颇深,不会不知道巴达维亚之事的深层原因。既如此,鲸侯也想过天朝是否有所准备?”
刘钰忙道:“臣觉得巴城之事,其实也根本算不得事。臣于文登练兵,日本大饥馑的前一年,本朝从蓬莱到松江,也爆发了饥荒。数十万人做饿殍,也没什么大事。就巴达维亚那点人,算得什么事呢?”
“况且,当地情况不同。巴达维亚起事之辈,可以高呼‘唐人团结一致’。而陛下就是汉人,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团结其余的汉人呢?是以,臣不是不知道,只是觉得……一条豆虫,恐惧蚂蚁吞噬,于是将蚂蚁多么可怕的消息告诉了大象。大象低头看看蚂蚁,觉得就这?”
“或者如小马过河,松鼠惊呼此河深不见底、老牛却道此河不过膝盖,岂可一致而论?”
这个比喻并不新鲜,其实还是刻舟求剑的变种,皇帝知道刘钰常说的两个典故,一个是“好治不病以为功或为善谋者无赫赫之名”、另一个便是“刻舟求剑”。
此时再度听类似的比喻,不禁莞尔,笑道:“鲸侯之言,看来果然是琢磨过的。巴达维亚的事,朕也想过,终究还是不可控之事太多。譬如鲸侯说的日本贸易、波斯人挟波斯王以令诸侯终于效曹丕之事等等,此等事着实难控。”
“但再一想,似乎鲸侯的话也有道理。”
“终究,荷兰国兵弱。”
“若将波斯比朝鲜,若朝鲜出了这么大的事,天朝自有手段处置、施压。前朝时候,朝鲜王位之争,前明只需一句话,朝鲜便噤若寒蝉;本朝时候,朝鲜王得位有烛影斧声之嫌,天朝礼政府一小吏依旧使之胆寒。”
“若荷兰国能控波斯如朝贡、能制日本如藩属,蔗糖贸易亦不至此。”
皇帝这番话,并不是自大,而是此时眼界放宽了,真的觉得荷兰国兵弱。
人口不过一直属州之丁、地不过天保府大小,数千兵马,纵横南洋,竟无人可敌?
属实让皇帝觉得南洋那些苏丹、佛王,实在是废物。
每每听到荷兰在南洋统治之事,军改之后,皇帝老琢磨着,荷兰若真有种,就来中原闯一闯。等着威海这边海军初成之后,也琢磨着若是此时再有前明天启年间澎湖舟山之事,定要让荷兰国知何为天威。
只觉朕确实不敢去欧罗巴打你,打不过。但在家门口还能让你把朕的舟山占了?
这么一想,又属实觉得南洋诸国未免太好打了些。
不说别的,便是准噶尔部,若在南洋,就荷兰那投送能力,能打的赢准噶尔吗?这属实是个疑问。
李淦这几年也常看世界地图,就是想不明白那马打蓝素丹国之流,怎么就打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千余人马?
之前朝中有人反对刘钰的“穷兵黩武”之谏,老觉得打仗太难,风险太大。
如今打完了日本,一方面皇帝是真的明白刘钰在证明东南沿海的危机又多可怕,一方面又觉得好像继续扩张难度不大。
日本打马打蓝素丹国打得过吗?李淦是觉得,毫无问题,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倾尽全力。萨摩藩自己干都没问题。
既如此,若不趁着西洋诸国势力还未如刘钰所言“在印度站稳脚跟”之前下南洋,那真是昏庸无道了。
所以此时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子面前做一个“因噎废食”的人、一方面也算是金口玉言地认可了刘钰的“扩张能够压到内部混乱”的说法。
其余重臣即便心里不太认可如今朝廷的朝贡和贸易政策,但也看得出皇帝是真心想要改变的,朝鲜都已经被大顺逼着开关、废弃了京城朝鲜使团的贸易优待……这朝贡国里,朝鲜就是天花板了,朝鲜都如此,日后其余朝贡自是可想而知。
不过皇帝也没有当众说下南洋的想法,只是吐槽了一下荷兰国兵弱。
随后又问道:“这商贾之事,与以往多有不同。不管是刑、户等政府,都需慎重对待。朕所担忧者,唯有一事。就是科举出身的人,是否能管明白这些事?”
这话,按说不该是问刘钰的,毕竟刘钰和科举八竿子打不着干系,他又不是科举出身的,问了也是白问。
但皇帝说完这话,却没有看向四围里科举出身的人,而是望向了刘钰。
皇帝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,只是需要刘钰的一个表态。
这时候,刘钰有两个选择。
一个是说,这种事都是新事物,科举学的那些玩意,根本管不明白。
或如以前说的“王者不治夷狄”,拿着礼法去要求夷狄,那不是对牛弹琴吗?这商贾之事也是一样,拿着经书之言、君子之义去要求商贾、管理贸易,这不是扯淡吗?
所以,似乎就该改革科举。
另一个选择,那便是说“行、没问题,肯定能管明白”。
按照常理,说都知道刘钰既不是科举出身的、也是一直鼓吹实学的,所以直接选第一种选择,谁也不会说什么。
包括皇帝在内。
甚至此时旁边的大臣都觉得,这是皇帝借题发挥,想要借刘钰的口,来吹吹“科举改革”的风。
但没想到的是,刘钰却道:“臣虽不认同甚么‘天地至理皆在物中、格一物则通万物之理’的道理,但臣觉得这事也没什么难的。科举出身的,一样可以管好。”
“昔者,王荆公虽兴‘新学’、搞‘三舍’。但王荆公却也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啊。旧学出身,却搞新学,亦无滞涩。”
“科举选拔,皆天下之聪明才智之辈,处置此等小事,当无问题。”
“无非是牛拉犁铧,小牛不会,只要拉上几天,也就会了。朝廷自有法度,若无前例,则立新法便是。所谓,下不为例,如此而已。臣亦不过三四流人物,无非先前有所见闻而已。”
“日后若边事安定,想来尝试几年,谁都可做好。”
皇帝似乎颇为认可的点点头,心道你倒是识大体,看来真的是准备南洋之事一了,就要学李卫公“阖门自守”了。
看到皇帝点头,刘钰心里也是松了口气。
心道,得亏贞仪整日耳提面命,多说朝中的情势,若不然只怕今日又要说错话。
可以举的例子很多,但偏偏举了王安石的例子,其实也就是向皇帝表明一种态度。
王安石不只是变法,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“意识学问的领袖”,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。
就像是科举一样,你答题,至少得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。
朱子学为官方意识的时候,答题的时候咔咔地写一堆前秦诸子的思想、亦或是永嘉永康的思想,那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。
王安石变法,随后自己搞了“新学”。
自己搞出了一套意识形态,借着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的新注解,作为日后官学的标准思想,搞出了荆公新学。
配套三舍法取士、配套官学统一思想,这才是变法。不学荆公新学、不用新的意识,想当官?别想!
用后世的种种,也很容易理解。类比如申论考试的时候,写一堆绝对错误的东西。总得有一个对错的标准,四海一的“一”字,可不只是一个皇帝派点郡守县令这么简单的。
大顺现在的情况很复杂,复杂到总结成四个字,那就是“破而未立”,以至于一而不能。
朱子学毁了,但新的学派其实还没立起来,没有搞出来一整套的体系、一套从上层基础到下层运行的一整套体系。
皇帝问这句话,其实潜台词是问刘钰,实学,到底是术?还是其中也有道?
你现在已经算是朝中实学的领袖了,你是做术的第一人?还是准备顺带搞出道,做王荆公?变法者加意识领袖一肩担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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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帝还是理所当然地将刘钰当成大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。这类似于朱允炆之前的大明藩王、亦或是唐前期的关陇贵族、亦或是春秋礼崩之前的分封公侯,属于“自己人”。
面对“自己人”,话就可以不必遮遮掩掩。
直接说清楚,大顺可以相信的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,是自耕农、府兵和良家子。至于灾民募兵、工厂雇工这种出身的,可以用来对外征战,但不可以作为基本盘。
故而在松江驻扎的部队,必须是以良家子、自耕农、府兵为主。
一旦松江出了事,要么是雇工起事、要么是有资产的大商贾起事,只此两种可能。
而自耕农、或者交血税而不交币税的府兵作为驻军,砍起这两种人来,绝不会有丝毫的手软。
谁是基本盘,谁是可以依靠的、谁是朋友、谁是敌人,这一点大顺皇室向来分的很清楚,搞得很明白。
至于刘钰,在皇帝看来或许想法不少,但也绕不开“治国平天下”这两个传统士大夫或者贵族的终极渴望,只是路线的不同而已。
路线上的不同,还是可以叫一声“爱卿”的,距离“逆贼”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呢。
刘钰当然明白皇帝的意思,这时候也只能马屁如潮,山呼万岁,接着户政府尚书的话,大赞陛下英明。但却不会说户政府尚书琢磨的“省钱让退伍兵进手工工场”的想法。
皇帝听着刘钰的马屁,相当开心。因为这里面唯一可能觉得皇帝有可能“因噎废食”的人,就是刘钰。
现在处置方法说完,既证明了自己不会因噎废食,也说清楚了自己的应对策略,这时候当然是渴望臣子的夸奖和认同的。
这和权力无关,是否认同,皇帝都会做。但一些人的认同,会让皇帝精神上特别满足。
“鲸侯既然也认为此法甚好,朕且问问你,你对天朝之外的局势了解颇深,不会不知道巴达维亚之事的深层原因。既如此,鲸侯也想过天朝是否有所准备?”
刘钰忙道:“臣觉得巴城之事,其实也根本算不得事。臣于文登练兵,日本大饥馑的前一年,本朝从蓬莱到松江,也爆发了饥荒。数十万人做饿殍,也没什么大事。就巴达维亚那点人,算得什么事呢?”
“况且,当地情况不同。巴达维亚起事之辈,可以高呼‘唐人团结一致’。而陛下就是汉人,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团结其余的汉人呢?是以,臣不是不知道,只是觉得……一条豆虫,恐惧蚂蚁吞噬,于是将蚂蚁多么可怕的消息告诉了大象。大象低头看看蚂蚁,觉得就这?”
“或者如小马过河,松鼠惊呼此河深不见底、老牛却道此河不过膝盖,岂可一致而论?”
这个比喻并不新鲜,其实还是刻舟求剑的变种,皇帝知道刘钰常说的两个典故,一个是“好治不病以为功或为善谋者无赫赫之名”、另一个便是“刻舟求剑”。
此时再度听类似的比喻,不禁莞尔,笑道:“鲸侯之言,看来果然是琢磨过的。巴达维亚的事,朕也想过,终究还是不可控之事太多。譬如鲸侯说的日本贸易、波斯人挟波斯王以令诸侯终于效曹丕之事等等,此等事着实难控。”
“但再一想,似乎鲸侯的话也有道理。”
“终究,荷兰国兵弱。”
“若将波斯比朝鲜,若朝鲜出了这么大的事,天朝自有手段处置、施压。前朝时候,朝鲜王位之争,前明只需一句话,朝鲜便噤若寒蝉;本朝时候,朝鲜王得位有烛影斧声之嫌,天朝礼政府一小吏依旧使之胆寒。”
“若荷兰国能控波斯如朝贡、能制日本如藩属,蔗糖贸易亦不至此。”
皇帝这番话,并不是自大,而是此时眼界放宽了,真的觉得荷兰国兵弱。
人口不过一直属州之丁、地不过天保府大小,数千兵马,纵横南洋,竟无人可敌?
属实让皇帝觉得南洋那些苏丹、佛王,实在是废物。
每每听到荷兰在南洋统治之事,军改之后,皇帝老琢磨着,荷兰若真有种,就来中原闯一闯。等着威海这边海军初成之后,也琢磨着若是此时再有前明天启年间澎湖舟山之事,定要让荷兰国知何为天威。
只觉朕确实不敢去欧罗巴打你,打不过。但在家门口还能让你把朕的舟山占了?
这么一想,又属实觉得南洋诸国未免太好打了些。
不说别的,便是准噶尔部,若在南洋,就荷兰那投送能力,能打的赢准噶尔吗?这属实是个疑问。
李淦这几年也常看世界地图,就是想不明白那马打蓝素丹国之流,怎么就打不过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千余人马?
之前朝中有人反对刘钰的“穷兵黩武”之谏,老觉得打仗太难,风险太大。
如今打完了日本,一方面皇帝是真的明白刘钰在证明东南沿海的危机又多可怕,一方面又觉得好像继续扩张难度不大。
日本打马打蓝素丹国打得过吗?李淦是觉得,毫无问题,可能都用不到幕府倾尽全力。萨摩藩自己干都没问题。
既如此,若不趁着西洋诸国势力还未如刘钰所言“在印度站稳脚跟”之前下南洋,那真是昏庸无道了。
所以此时他一方面不想自己在臣子面前做一个“因噎废食”的人、一方面也算是金口玉言地认可了刘钰的“扩张能够压到内部混乱”的说法。
其余重臣即便心里不太认可如今朝廷的朝贡和贸易政策,但也看得出皇帝是真心想要改变的,朝鲜都已经被大顺逼着开关、废弃了京城朝鲜使团的贸易优待……这朝贡国里,朝鲜就是天花板了,朝鲜都如此,日后其余朝贡自是可想而知。
不过皇帝也没有当众说下南洋的想法,只是吐槽了一下荷兰国兵弱。
随后又问道:“这商贾之事,与以往多有不同。不管是刑、户等政府,都需慎重对待。朕所担忧者,唯有一事。就是科举出身的人,是否能管明白这些事?”
这话,按说不该是问刘钰的,毕竟刘钰和科举八竿子打不着干系,他又不是科举出身的,问了也是白问。
但皇帝说完这话,却没有看向四围里科举出身的人,而是望向了刘钰。
皇帝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,只是需要刘钰的一个表态。
这时候,刘钰有两个选择。
一个是说,这种事都是新事物,科举学的那些玩意,根本管不明白。
或如以前说的“王者不治夷狄”,拿着礼法去要求夷狄,那不是对牛弹琴吗?这商贾之事也是一样,拿着经书之言、君子之义去要求商贾、管理贸易,这不是扯淡吗?
所以,似乎就该改革科举。
另一个选择,那便是说“行、没问题,肯定能管明白”。
按照常理,说都知道刘钰既不是科举出身的、也是一直鼓吹实学的,所以直接选第一种选择,谁也不会说什么。
包括皇帝在内。
甚至此时旁边的大臣都觉得,这是皇帝借题发挥,想要借刘钰的口,来吹吹“科举改革”的风。
但没想到的是,刘钰却道:“臣虽不认同甚么‘天地至理皆在物中、格一物则通万物之理’的道理,但臣觉得这事也没什么难的。科举出身的,一样可以管好。”
“昔者,王荆公虽兴‘新学’、搞‘三舍’。但王荆公却也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啊。旧学出身,却搞新学,亦无滞涩。”
“科举选拔,皆天下之聪明才智之辈,处置此等小事,当无问题。”
“无非是牛拉犁铧,小牛不会,只要拉上几天,也就会了。朝廷自有法度,若无前例,则立新法便是。所谓,下不为例,如此而已。臣亦不过三四流人物,无非先前有所见闻而已。”
“日后若边事安定,想来尝试几年,谁都可做好。”
皇帝似乎颇为认可的点点头,心道你倒是识大体,看来真的是准备南洋之事一了,就要学李卫公“阖门自守”了。
看到皇帝点头,刘钰心里也是松了口气。
心道,得亏贞仪整日耳提面命,多说朝中的情势,若不然只怕今日又要说错话。
可以举的例子很多,但偏偏举了王安石的例子,其实也就是向皇帝表明一种态度。
王安石不只是变法,更重要的是王安石是“意识学问的领袖”,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论的。
就像是科举一样,你答题,至少得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。
朱子学为官方意识的时候,答题的时候咔咔地写一堆前秦诸子的思想、亦或是永嘉永康的思想,那肯定是要受到质疑的。
王安石变法,随后自己搞了“新学”。
自己搞出了一套意识形态,借着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周礼》的新注解,作为日后官学的标准思想,搞出了荆公新学。
配套三舍法取士、配套官学统一思想,这才是变法。不学荆公新学、不用新的意识,想当官?别想!
用后世的种种,也很容易理解。类比如申论考试的时候,写一堆绝对错误的东西。总得有一个对错的标准,四海一的“一”字,可不只是一个皇帝派点郡守县令这么简单的。
大顺现在的情况很复杂,复杂到总结成四个字,那就是“破而未立”,以至于一而不能。
朱子学毁了,但新的学派其实还没立起来,没有搞出来一整套的体系、一套从上层基础到下层运行的一整套体系。
皇帝问这句话,其实潜台词是问刘钰,实学,到底是术?还是其中也有道?
你现在已经算是朝中实学的领袖了,你是做术的第一人?还是准备顺带搞出道,做王荆公?变法者加意识领袖一肩担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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