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八零章 滑不留手
能做到一省节度使的,自不是书呆子。
不过有些话也不要说得太明白。广东节度使虽然说鸦片一物有大害,但他也不觉得这是天大的事,提前发现控制住就好。
即便皇帝让他查办,那也只是该查办查办、该上疏表态说此物大害就上疏,在它看来事虽大,却好解决。
他和刘钰说这些的言外之意,就是朝廷的税法有问题,这才是朝廷真正要解决的大事。
本身若能延续一条鞭法,完善一下,确保朝廷征税之后,地方不再加征,然后中央和地方分税,这就很好。取消徭役,完善募役法,配合取消丁税,正合适。
但他不会说出来的。只要说出口,就要得罪人。
得罪的甚至不只是那些利益相关的人。
甚至可能直接得罪皇帝:这么搞,肯定要明面上加税。哪个皇帝不想着史书上记一笔,轻徭薄赋、三十税一?但地方所需不摊派、算在国税里收上来再分,就不可能三十税一。
从明朝开始就知道,朝廷一直在搞君子远庖厨、掩耳盗铃那一套。但就和琉球问题一样,谁闲着没事干揭开这画皮啊?
堵上耳朵、假装不知道。
当三十税一的好皇帝不好吗?
干嘛要当十而税一的暴君?
现在他这么和刘钰说,其实要说的更明白点,就是在提醒刘钰,不要做“既要马儿跑、又要马儿不吃草”的美梦。
户政府又不给钱。
地方怎么鼓励迁民?鼓励有个卵用?靠鼓励能游过大洋、鼓出种子耕牛?
再者说了,就户政府收那几个子儿,稍微遇到灾荒和战争就不够用,估计也给不起。
现如今那鸦片贩子把蒙皮揭开了,几十万人的生计要解决,之所以要低调处理,不还是考虑到朝廷根本没钱吗?到时候不低调处理,也不给钱,朝廷的脸往哪放?
广东节度使心道,这事虽说我觉得是对社稷有好处,并不认为迁回广州是好事。但惹出来的麻烦,毕竟不是我惹出来的。现在你却叫我帮你解决这些无业百姓下南洋的事,你又不给钱,我怎么解决?
又想,反正我话说明白了,好处坏处都说了。你要是真急眼了,要上疏陛下搞政绩考核挂钩,到时候激起民变,那也和我无关,我可是提醒你了。
总之,情面给到了,事情我不办。
朝廷承认贸易中心北移,确实出现了无业流民生计问题,我可以办,地方加派一些税,给他们解决了。
朝廷不承认这件事、假装不存在,我就不管。出了事朝廷出钱镇压,反正不是我摊派加税引起的,责任找不到我头上。
要不然,朝廷不承认有事,我却主动加派税去解决,万一没解决了,出事了。那到底是你的责任?还是我加派税导致的?那可说不清。
事情没办之前,应该先把锅分清楚。
不然,便是,宁无功,毋有过。
哪怕户政府就明说了,没钱,不拨钱;内帑也说了,没钱。只要皇帝或者天佑殿,或者你兴国公背这个锅,自己就可以办这个事。没钱,大不了加派嘛。
但既不给钱,也不背锅,自己是断然不办的。
再者说了。
商路变动、贸易中心北移,好处谁拿了?
大部分好处都归于内帑了,在广东留了一堆烂摊子,按理也应该是内帑出钱。
总不能说,好处内帑和入股的勋贵们拿了,然后烂摊子让户政府太仓国库银子收拾吧?
这本就不合道理。
况且国库户政府也不出钱,那岂不就还是让他们这些“基层”地方官来解决?不出事便罢,一旦出事,他们这些地方官“乱摊派”,是不是正好就是个平息民怨的借口?
借地方官之头颅一用不提,曹孟德最起码还汝妻子吾养之呢,这要是被借头了,只怕妻子都要戍边流放。
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问题,而是刺人而杀之说非我也兵也的问题。
这种话,点到即止。
刘钰也不好意思树大旗、讲道理。因为这种事一旦开始讲道理,那大顺的合法性就没了——你大顺有这么原因、那般理由,大明难道就没有这般原因、那般理由?怎么不见你李自成、李过、高一功、李来亨老老实实体谅朝廷?
是以,大顺自复京城鼎定天下后,对一些事,都是“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”的态度。
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。
从当年的“帝不甚暗”开始,对前朝也不甚抹黑,甚至主动擦屁股,洗白。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,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“冲南不冲北、保漕不保民”的情况?
谈道德,那就没有大错、小错,只有对与错。
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,那么“君子远庖厨”,“假装不知道”,“非朝廷不爱民,实在是朝廷不知道,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决了,然而不知道”,就是这种别扭的政治正确下,最为流行的做法。
是以广东节度使一来是就说很多事要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
哪怕凭着政治敏感性就能觉察到那鸦片贩子背后有问题,但当鸦片贩子说到大庾岭商路后,涉及到朝廷装聋装瞎的体面,这事就不能深究。
至于刘钰异想天开地想要让地方鼓励迁民,广东节度使更是直接告诉刘钰,别幻想了,没用。又想马儿跑、又想马儿不吃草,好处你们拿了,出了事我们地方上担着,我们是不会做的。
所以内帑、勋贵、户政府或者江苏省不出钱,那碍于朝廷颜面,我们就假装广东根本没有因此产生的流民和失业。
你要非说有,非要点破这件事,那你出钱——或者,不出钱也行,出六政府、天佑殿带大印的公文,让我们地方自行办理,加派、助捐,将来出了事也和我们无关。
刘钰被广东节度使委婉地喷了一通后,无奈自嘲道:“是故,韩非说:发齿吻形容,伯乐不能以必马;授车就驾,而观其末涂,则臧获不疑驽良。观容服,听辞言,仲尼不能以必士……明主之吏,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
“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,正是这样的道理啊。是我异想天开了。”
广东节度使听刘钰说的这么正式,忙道:“国公心系百姓,关心则乱,这是好事。只不过,国公久在军中,或与商人打交道。这地方上的事,着实难办,与军中、商贾大为不同。”
“非我等不办,实是挟太山以超北海,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。”
“国公素有智谋,或可以不寻常手段解决,亦未可知。下官只是说,以下官愚钝的思虑,所能想到的两个办法,都各有利弊,做起来极难。倒不是说这事就一定解决不了,只是我不知该如何解决而已。”
给刘钰足够的台阶后,刘钰本想着趁机说说人口买卖的事,但想了想,觉得现在也不是时候。
广东节度使滑不留手,除非自己公开说,鼓励变种的人口买卖,把大锅背起来。
否则只要澳门的三个案子办了,广东节度使和地方官必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但这种违背大顺政治正确的话,刘钰也没法说,尤其是皇帝找借口惩治葡萄牙和英国商人的节骨眼了。
而且,刘钰觉得,就算说了,以现在看来这滑不溜秋的广东节度使,也肯定是面上点头,心里却琢磨着只要皇帝没松口、没用公开的文书支持,自己也不会办,免得沾上事。
这时候不好说什么,也只好又回到了审讯的地方。
几个卫兵早已经动手,把那个鸦片贩子的舌头戳烂了,拖到了后面。
刘钰又叫人提审了其余几个数额较大的,这回倒是没有刚才那个鸦片贩子那么“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了。
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必死,但必死,和死前受非人的折磨,还是不同的。
几套刑具一摆,才上到夹棍,一个个就是问什么答什么了。
刘钰来之前,广东节度使牵头,已经审过了。
但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,和刘钰想要的方向,还是有偏差的。
刘钰审问的方向,主要还是葡萄牙人、英国人那边的情况。问上线为主,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是借机搞葡萄牙和英国商人。
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,主要还是下线为主。因为广东节度使的目的,是揪出来罪犯,真正的治理鸦片问题,防微杜渐。
审问的结果,也和刘钰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差不多。
纯粹走程序正义的话,英国东印度公司还真是没法弄:按照供词,确实有英国货。英国货,也确实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。但是,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会用自己的船装,而是让非公司的商人装货。
而且,在给他们货的时候,还会让他们写一份“声明”,声明这些鸦片不会往中国销售,因为中国的法律禁止售卖和抽。
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人是往中国卖的呢?呵……
葡萄牙这边就简单多了,几个主要供货商都是葡萄牙人。而且葡萄牙没有一个实体公司,都是私人行为,从理论上说,私人行为不牵扯国家,不能说因为一个某国人犯罪了,就彻底禁止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本国。
这就是葡萄牙和英国,此时在鸦片贸易上的最大区别。因为英国有个垄断的公司实体,非公司员工很难参与东方贸易,一旦被抓到,那就是公司实体的责任,完全可以把公司禁了。
然而,这都不是问题。
因为,大顺的法,和他们的体系完全不一样。英国人始终没明白一点,皇帝说你们可以贸易,你们就能贸易;皇帝说你们不能贸易,你们就不能贸易。至于你们是个人行为,还是公司行为,根本无意义。
大顺没有《航海条例》之类的东西,但若需要,皇帝写几个字就行了。
大顺,自有国情在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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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有些话也不要说得太明白。广东节度使虽然说鸦片一物有大害,但他也不觉得这是天大的事,提前发现控制住就好。
即便皇帝让他查办,那也只是该查办查办、该上疏表态说此物大害就上疏,在它看来事虽大,却好解决。
他和刘钰说这些的言外之意,就是朝廷的税法有问题,这才是朝廷真正要解决的大事。
本身若能延续一条鞭法,完善一下,确保朝廷征税之后,地方不再加征,然后中央和地方分税,这就很好。取消徭役,完善募役法,配合取消丁税,正合适。
但他不会说出来的。只要说出口,就要得罪人。
得罪的甚至不只是那些利益相关的人。
甚至可能直接得罪皇帝:这么搞,肯定要明面上加税。哪个皇帝不想着史书上记一笔,轻徭薄赋、三十税一?但地方所需不摊派、算在国税里收上来再分,就不可能三十税一。
从明朝开始就知道,朝廷一直在搞君子远庖厨、掩耳盗铃那一套。但就和琉球问题一样,谁闲着没事干揭开这画皮啊?
堵上耳朵、假装不知道。
当三十税一的好皇帝不好吗?
干嘛要当十而税一的暴君?
现在他这么和刘钰说,其实要说的更明白点,就是在提醒刘钰,不要做“既要马儿跑、又要马儿不吃草”的美梦。
户政府又不给钱。
地方怎么鼓励迁民?鼓励有个卵用?靠鼓励能游过大洋、鼓出种子耕牛?
再者说了,就户政府收那几个子儿,稍微遇到灾荒和战争就不够用,估计也给不起。
现如今那鸦片贩子把蒙皮揭开了,几十万人的生计要解决,之所以要低调处理,不还是考虑到朝廷根本没钱吗?到时候不低调处理,也不给钱,朝廷的脸往哪放?
广东节度使心道,这事虽说我觉得是对社稷有好处,并不认为迁回广州是好事。但惹出来的麻烦,毕竟不是我惹出来的。现在你却叫我帮你解决这些无业百姓下南洋的事,你又不给钱,我怎么解决?
又想,反正我话说明白了,好处坏处都说了。你要是真急眼了,要上疏陛下搞政绩考核挂钩,到时候激起民变,那也和我无关,我可是提醒你了。
总之,情面给到了,事情我不办。
朝廷承认贸易中心北移,确实出现了无业流民生计问题,我可以办,地方加派一些税,给他们解决了。
朝廷不承认这件事、假装不存在,我就不管。出了事朝廷出钱镇压,反正不是我摊派加税引起的,责任找不到我头上。
要不然,朝廷不承认有事,我却主动加派税去解决,万一没解决了,出事了。那到底是你的责任?还是我加派税导致的?那可说不清。
事情没办之前,应该先把锅分清楚。
不然,便是,宁无功,毋有过。
哪怕户政府就明说了,没钱,不拨钱;内帑也说了,没钱。只要皇帝或者天佑殿,或者你兴国公背这个锅,自己就可以办这个事。没钱,大不了加派嘛。
但既不给钱,也不背锅,自己是断然不办的。
再者说了。
商路变动、贸易中心北移,好处谁拿了?
大部分好处都归于内帑了,在广东留了一堆烂摊子,按理也应该是内帑出钱。
总不能说,好处内帑和入股的勋贵们拿了,然后烂摊子让户政府太仓国库银子收拾吧?
这本就不合道理。
况且国库户政府也不出钱,那岂不就还是让他们这些“基层”地方官来解决?不出事便罢,一旦出事,他们这些地方官“乱摊派”,是不是正好就是个平息民怨的借口?
借地方官之头颅一用不提,曹孟德最起码还汝妻子吾养之呢,这要是被借头了,只怕妻子都要戍边流放。
这就不是虎兕出于柙的问题,而是刺人而杀之说非我也兵也的问题。
这种话,点到即止。
刘钰也不好意思树大旗、讲道理。因为这种事一旦开始讲道理,那大顺的合法性就没了——你大顺有这么原因、那般理由,大明难道就没有这般原因、那般理由?怎么不见你李自成、李过、高一功、李来亨老老实实体谅朝廷?
是以,大顺自复京城鼎定天下后,对一些事,都是“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”的态度。
这是大顺特殊的政治正确。
从当年的“帝不甚暗”开始,对前朝也不甚抹黑,甚至主动擦屁股,洗白。就拿最寻常的漕运来说,大顺之前有没有默许“冲南不冲北、保漕不保民”的情况?
谈道德,那就没有大错、小错,只有对与错。
既然天下乌鸦一般黑,那么“君子远庖厨”,“假装不知道”,“非朝廷不爱民,实在是朝廷不知道,加入要是知道了肯定就解决了,然而不知道”,就是这种别扭的政治正确下,最为流行的做法。
是以广东节度使一来是就说很多事要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
哪怕凭着政治敏感性就能觉察到那鸦片贩子背后有问题,但当鸦片贩子说到大庾岭商路后,涉及到朝廷装聋装瞎的体面,这事就不能深究。
至于刘钰异想天开地想要让地方鼓励迁民,广东节度使更是直接告诉刘钰,别幻想了,没用。又想马儿跑、又想马儿不吃草,好处你们拿了,出了事我们地方上担着,我们是不会做的。
所以内帑、勋贵、户政府或者江苏省不出钱,那碍于朝廷颜面,我们就假装广东根本没有因此产生的流民和失业。
你要非说有,非要点破这件事,那你出钱——或者,不出钱也行,出六政府、天佑殿带大印的公文,让我们地方自行办理,加派、助捐,将来出了事也和我们无关。
刘钰被广东节度使委婉地喷了一通后,无奈自嘲道:“是故,韩非说:发齿吻形容,伯乐不能以必马;授车就驾,而观其末涂,则臧获不疑驽良。观容服,听辞言,仲尼不能以必士……明主之吏,宰相必起于州部,猛将必发于卒伍。”
“陛下不使我任地方事,正是这样的道理啊。是我异想天开了。”
广东节度使听刘钰说的这么正式,忙道:“国公心系百姓,关心则乱,这是好事。只不过,国公久在军中,或与商人打交道。这地方上的事,着实难办,与军中、商贾大为不同。”
“非我等不办,实是挟太山以超北海,非不为也,实不能也。”
“国公素有智谋,或可以不寻常手段解决,亦未可知。下官只是说,以下官愚钝的思虑,所能想到的两个办法,都各有利弊,做起来极难。倒不是说这事就一定解决不了,只是我不知该如何解决而已。”
给刘钰足够的台阶后,刘钰本想着趁机说说人口买卖的事,但想了想,觉得现在也不是时候。
广东节度使滑不留手,除非自己公开说,鼓励变种的人口买卖,把大锅背起来。
否则只要澳门的三个案子办了,广东节度使和地方官必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
但这种违背大顺政治正确的话,刘钰也没法说,尤其是皇帝找借口惩治葡萄牙和英国商人的节骨眼了。
而且,刘钰觉得,就算说了,以现在看来这滑不溜秋的广东节度使,也肯定是面上点头,心里却琢磨着只要皇帝没松口、没用公开的文书支持,自己也不会办,免得沾上事。
这时候不好说什么,也只好又回到了审讯的地方。
几个卫兵早已经动手,把那个鸦片贩子的舌头戳烂了,拖到了后面。
刘钰又叫人提审了其余几个数额较大的,这回倒是没有刚才那个鸦片贩子那么“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了。
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必死,但必死,和死前受非人的折磨,还是不同的。
几套刑具一摆,才上到夹棍,一个个就是问什么答什么了。
刘钰来之前,广东节度使牵头,已经审过了。
但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,和刘钰想要的方向,还是有偏差的。
刘钰审问的方向,主要还是葡萄牙人、英国人那边的情况。问上线为主,因为他的真实目的是借机搞葡萄牙和英国商人。
广东节度使审问的方向,主要还是下线为主。因为广东节度使的目的,是揪出来罪犯,真正的治理鸦片问题,防微杜渐。
审问的结果,也和刘钰之前了解到的情况差不多。
纯粹走程序正义的话,英国东印度公司还真是没法弄:按照供词,确实有英国货。英国货,也确实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。但是,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会用自己的船装,而是让非公司的商人装货。
而且,在给他们货的时候,还会让他们写一份“声明”,声明这些鸦片不会往中国销售,因为中国的法律禁止售卖和抽。
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人是往中国卖的呢?呵……
葡萄牙这边就简单多了,几个主要供货商都是葡萄牙人。而且葡萄牙没有一个实体公司,都是私人行为,从理论上说,私人行为不牵扯国家,不能说因为一个某国人犯罪了,就彻底禁止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来本国。
这就是葡萄牙和英国,此时在鸦片贸易上的最大区别。因为英国有个垄断的公司实体,非公司员工很难参与东方贸易,一旦被抓到,那就是公司实体的责任,完全可以把公司禁了。
然而,这都不是问题。
因为,大顺的法,和他们的体系完全不一样。英国人始终没明白一点,皇帝说你们可以贸易,你们就能贸易;皇帝说你们不能贸易,你们就不能贸易。至于你们是个人行为,还是公司行为,根本无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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