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五一章 王朝的最后一次成功改革(一)
刘钰琢磨着怎么搞钓鱼,来办一场类似于前朝“空印案”的震惊全国的大案。
京城里,皇帝的面前也挂着巨幅的黄淮流域图。
只是,皇帝手里捧着在看的东西,却似乎和淮河、运河等问题无关。他在看刘钰的一篇关于贸易的奏疏。
《英夷茶税论》
只是皇帝每看一阵,就停下来,目光扫向挂着的黄淮地图,眼睛往海州、扬州等地方瞟。
那是大顺的两大盐场。
一个在黄河以北,一个在黄河以南。
奏疏上,刘钰介绍了一下英国茶税导致走私茶泛滥、走私犯又导致合法茶滞销,合法茶滞销又促进走私茶泛滥等等事情。
这些事,皇帝和大顺的任何一个大臣都能看懂,因为大顺也面临一个类似的东西。
盐。
道理都是这么个道理——税高,私货多,私货多,官货卖不动,官货卖不动,私货更多……和茶一样。
这一次废漕改海,清理淮河,漕米南移,都是些大规模的改革,而且也基本都集中在江苏,这里是这几大改革影响最大的地方。
看似好像和盐没有啥关系。
实则关系巨大。
因为废漕改海,意味着盐的运输线路也要改变了。
之前往南北运盐,都是要等漕米船经过运河之后再运,走的也是运河。
为了方便检查、缉私、防止夹带等等,也要专门设置检查的地方,硬性规定线路,影响规定必须要打捆集中运输方便查验。
现在要废漕改海,不只是百万漕工的问题,还有盐转运问题。
盐要改变转运模式,运河走不了了……今年还能走、明年还能走,但只要废掉漕运,就凭黄河携带的泥沙,最多三五年,运河就彻底淤死了。
运输,不是问题。
从来都不是问题,包括漕米。
运输之外的问题,才是问题。
比如漕米,要考虑没有海军情况下的海盗风险、考虑西洋人直接突袭长江口截断漕米直接南北分裂的可能。反倒是运输的安全性,是最低的优先级考虑。
盐也一样。
运输不是问题,运河就算没了,运输也不是问题。
问题是在现有政策下,与运输配套的缉私、检查机构,才是大问题。
大顺朝廷里都是些顶尖人才,科举那可真是千军万马杀出来的。能考科举当状元的,你让他们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,也基本都是一把好手。
主要是学的那些玩意儿不行。
但真正为官的时候,学的那些玩意儿基本用不上,还是要靠实践积累。他们是聪明人,自然想过许多种改革措施,尤其是盐政的改革。
但之前都不能用,不敢用。
因为朝廷的首要选择,是稳定。
比如大顺的废漕改海,刘钰当初打定的主意,就是等着黄河决口,淤死运河,不得不走海路。只不过皇帝看到大顺下南洋之后,看到海军已经有保证之后,主动尝试了改革而已。
这属于意外的果决,在刘钰计划之外的意外之喜,本以为要等黄河决口呢。
现如今,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。
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,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、扬州的方向瞟……
似乎,有那么点“一个羊是赶、俩羊也是放”的意思,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,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。
但究其本质,却不是这个原因。
盐税。
对前朝大明、大顺的重要性,排在首位的,不只是盐税本身。
而是作为一种“紧急财政”,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。
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,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,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,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,就知道纯粹扯淡,只能羡慕。
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,穷的叮当响,一年收那几个子儿,一旦打仗、大灾,顷刻间国库见底。
这时候怎么办?
盐商作为“紧急财政”的重要性,就凸显出来了。
盐商“捐献报效”,就是大顺的“国债”。
扬州,就是大顺的“SquareMile”。
盐引,就是大顺的“紧急国债”。
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。
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?因为垄断权,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,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。
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“捐献报效”?因为垄断权,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,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,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——想干?捐钱。不捐钱?滚。
而且,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,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。
理论上,朝廷缺钱了,也可以加税。
但大顺有明末PTSD,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“辽饷”、“练饷”、“剿饷”可谓是“记忆犹新”。
太明白这种加税,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。
英国可以收窗户税,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,上面收200万两,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。
所以,这种理论上的事,大顺不敢用。
既如此,加税不行、国债不能,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。
然而,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,皇帝的养猪政策,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,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、可替代的“紧急财政”来源。
这里面,就有一个“盐政改革”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:
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,所有方案,都能保证一件事:盐税不会比之前少。
但所有方案,都没解决一个问题:一旦发生紧急情况,改盐引为盐票,不再垄断,那么紧急财政需求谁来出?
看似盐商每年报效的也不是很多,平均下来,一年一二百万?
但关键就在于这个“紧急”、“平均”的区别。
今年无灾、不打仗,也用不着盐商报效,财政基本不缺钱。
一旦今年大灾,打仗,才需要报效捐献。
崇祯十三年的500万两白银,及得上每年多收50万收275年。
大臣们给出的方案都很好,也完美论证了各种好处,唯独就没说紧急财政的情况。
现在,刘钰把这个问题给悄么声地解决了。
海军一兴,解决了漕运的根本问题,海运难度从来不是问题,蒙元就能玩明白的东西;海上袭击风险和被切断南北联系导致财政崩盘中央集权崩溃,才是大问题。
外贸一兴,解决了盐政的根本问题,盐税从来不是问题,所有改革没有说废除盐税的,都在保证盐税不会少;紧急财政需求下的筹款,才是大问题。
外贸海商“当猪”圈在松江府。
他们可未必比盐商“穷”。
除了松江府猪圈里的猪外,还有前一阵齐国公从荷兰带回来的700万两白银。
大顺……借的起国债了!
刘钰明确告诉皇帝,这借来的钱,根本不用还本金。只要每年支付利息就行,只要那是支付利息,下回都能降到5%的利息。
应该说,至少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内,欧洲的贷款利息,也就基本保持在5%上下的水平了。
这也得感谢20年的那场波及整个西欧、连续爆炸了两个泡沫经济危机。
虽然说,像郁金香泡沫一样,经济上的泡沫和炒作没啥太久的记性,但这时候“井绳”个三五十年还是不成问题的。
因着这两场泡沫爆炸带来的影响,应该说,三五十年之内,还没有能如同后世泡沫那样的投资,能够吸引和容纳足够的资本。
大顺这边只要能保证5%到7%的年息,贷款是绝无问题的。
而且凭借大顺的体量这么大,借国债最怕的打败仗还不起钱,只要体量够大,只要还是那个欧洲所认为的“超越了理想国、乌托邦、大洋城”的完美的、道德哲人王所统治的国度,借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
再者,大顺不但借的起国债了,而且刘钰还在松江府搞了银行,或者叫“钱庄”,将外贸白银强制性地储存起来。虽然保证1:1的发行,随时可以兑换。
但是,这玩意儿,平时用不着,一旦需要的时候,真到需要“问亲戚国丈大臣借几百万两不然要亡国”的时候,管他呢?
直接先把白银挪用,只要松江府那两万驻军还在,难不成号称“固若金汤”的银行金库真的就固若金汤?
除了上诉这些因素外,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,就是大顺实行的深入加强版的一条鞭法改革。
虽然一条鞭暂时还只是在苏南地区实行,但在别的地方,作为前序的人头税改革也已经拉开了帷幕。
几乎算是说,一夜之间,大顺蹦出来了许多人口。
很多根本不是生出来的,而是之前人头税存在的缘故,用各种手段隐匿了。
这也导致大顺的人口统计数据迅速更新,而人口统计数据,又是和盐引数量息息相关的。
盐,不是地瓜、土豆、小麦、大米。只统计小麦大米产量,要考虑吃地瓜吃土豆的人。
卖大米不会认为人口激增就增加,很多人可能根本吃不起大米,吃点地瓜啥的混着活下来就是了。
可盐不一样。
吃地瓜、吃大米、甚至吃山珍海味的勋贵皇帝,都得吃盐。
氯化钠面前,人人平等。
人口一多,这盐引的数额也得变。
再配上本身废漕改海导致的巡查缉私的路线都要变动。
虽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,只是盐政改革的次要促成原因,但这两个次要原因凑在一起,也正好推进了这一次皇帝对盐政改革的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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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城里,皇帝的面前也挂着巨幅的黄淮流域图。
只是,皇帝手里捧着在看的东西,却似乎和淮河、运河等问题无关。他在看刘钰的一篇关于贸易的奏疏。
《英夷茶税论》
只是皇帝每看一阵,就停下来,目光扫向挂着的黄淮地图,眼睛往海州、扬州等地方瞟。
那是大顺的两大盐场。
一个在黄河以北,一个在黄河以南。
奏疏上,刘钰介绍了一下英国茶税导致走私茶泛滥、走私犯又导致合法茶滞销,合法茶滞销又促进走私茶泛滥等等事情。
这些事,皇帝和大顺的任何一个大臣都能看懂,因为大顺也面临一个类似的东西。
盐。
道理都是这么个道理——税高,私货多,私货多,官货卖不动,官货卖不动,私货更多……和茶一样。
这一次废漕改海,清理淮河,漕米南移,都是些大规模的改革,而且也基本都集中在江苏,这里是这几大改革影响最大的地方。
看似好像和盐没有啥关系。
实则关系巨大。
因为废漕改海,意味着盐的运输线路也要改变了。
之前往南北运盐,都是要等漕米船经过运河之后再运,走的也是运河。
为了方便检查、缉私、防止夹带等等,也要专门设置检查的地方,硬性规定线路,影响规定必须要打捆集中运输方便查验。
现在要废漕改海,不只是百万漕工的问题,还有盐转运问题。
盐要改变转运模式,运河走不了了……今年还能走、明年还能走,但只要废掉漕运,就凭黄河携带的泥沙,最多三五年,运河就彻底淤死了。
运输,不是问题。
从来都不是问题,包括漕米。
运输之外的问题,才是问题。
比如漕米,要考虑没有海军情况下的海盗风险、考虑西洋人直接突袭长江口截断漕米直接南北分裂的可能。反倒是运输的安全性,是最低的优先级考虑。
盐也一样。
运输不是问题,运河就算没了,运输也不是问题。
问题是在现有政策下,与运输配套的缉私、检查机构,才是大问题。
大顺朝廷里都是些顶尖人才,科举那可真是千军万马杀出来的。能考科举当状元的,你让他们自小学算数几何物理化学,也基本都是一把好手。
主要是学的那些玩意儿不行。
但真正为官的时候,学的那些玩意儿基本用不上,还是要靠实践积累。他们是聪明人,自然想过许多种改革措施,尤其是盐政的改革。
但之前都不能用,不敢用。
因为朝廷的首要选择,是稳定。
比如大顺的废漕改海,刘钰当初打定的主意,就是等着黄河决口,淤死运河,不得不走海路。只不过皇帝看到大顺下南洋之后,看到海军已经有保证之后,主动尝试了改革而已。
这属于意外的果决,在刘钰计划之外的意外之喜,本以为要等黄河决口呢。
现如今,盐暂时还没出大问题。
皇帝却在看刘钰的英夷茶税论,眼睛不断往地图上海州、扬州的方向瞟……
似乎,有那么点“一个羊是赶、俩羊也是放”的意思,反正废漕改海之后也要改动,不如一块都改了得了。
但究其本质,却不是这个原因。
盐税。
对前朝大明、大顺的重要性,排在首位的,不只是盐税本身。
而是作为一种“紧急财政”,这才是盐问题这么重要的根本因素。
大明和大顺不能搞国债的原因,刘钰已经和皇帝说过无数次了,皇帝当然也羡慕英国的国债制度,但听了刘钰讲明白简单的利息问题后,就知道纯粹扯淡,只能羡慕。
大顺的税收延续明制,穷的叮当响,一年收那几个子儿,一旦打仗、大灾,顷刻间国库见底。
这时候怎么办?
盐商作为“紧急财政”的重要性,就凸显出来了。
盐商“捐献报效”,就是大顺的“国债”。
扬州,就是大顺的“SquareMile”。
盐引,就是大顺的“紧急国债”。
这是比平稳税收更重要的东西。
英国政府为什么能让东印度公司买紧急国债?因为垄断权,奥王继承之战开打前的600万两白银的紧急国债,是用二十年垄断权换的。
大顺为什么能让盐商“捐献报效”?因为垄断权,皇帝去江南转了一圈要修淮河,三百万两白银的报效,就是用盐政垄断换的——想干?捐钱。不捐钱?滚。
而且,大顺在盐政问题上一直维系这种政策,还有个重大的历史因素。
理论上,朝廷缺钱了,也可以加税。
但大顺有明末PTSD,所以对理论上百姓负担不至于完全承受不起的“辽饷”、“练饷”、“剿饷”可谓是“记忆犹新”。
太明白这种加税,一旦弄下去会变成什么样了。
英国可以收窗户税,大顺要是收窗户税能直接收出来一波大起义,上面收200万两,下面敢收出来2000万两。
所以,这种理论上的事,大顺不敢用。
既如此,加税不行、国债不能,那就只能保持盐政不变。
然而,伴随着松江府的商业崛起,皇帝的养猪政策,以及巨额的海外贸易,让皇帝看到了一个新的、可替代的“紧急财政”来源。
这里面,就有一个“盐政改革”一直没有实行的重要因素:
大臣们提出的盐政改革方案,所有方案,都能保证一件事:盐税不会比之前少。
但所有方案,都没解决一个问题:一旦发生紧急情况,改盐引为盐票,不再垄断,那么紧急财政需求谁来出?
看似盐商每年报效的也不是很多,平均下来,一年一二百万?
但关键就在于这个“紧急”、“平均”的区别。
今年无灾、不打仗,也用不着盐商报效,财政基本不缺钱。
一旦今年大灾,打仗,才需要报效捐献。
崇祯十三年的500万两白银,及得上每年多收50万收275年。
大臣们给出的方案都很好,也完美论证了各种好处,唯独就没说紧急财政的情况。
现在,刘钰把这个问题给悄么声地解决了。
海军一兴,解决了漕运的根本问题,海运难度从来不是问题,蒙元就能玩明白的东西;海上袭击风险和被切断南北联系导致财政崩盘中央集权崩溃,才是大问题。
外贸一兴,解决了盐政的根本问题,盐税从来不是问题,所有改革没有说废除盐税的,都在保证盐税不会少;紧急财政需求下的筹款,才是大问题。
外贸海商“当猪”圈在松江府。
他们可未必比盐商“穷”。
除了松江府猪圈里的猪外,还有前一阵齐国公从荷兰带回来的700万两白银。
大顺……借的起国债了!
刘钰明确告诉皇帝,这借来的钱,根本不用还本金。只要每年支付利息就行,只要那是支付利息,下回都能降到5%的利息。
应该说,至少三十年甚至五十年之内,欧洲的贷款利息,也就基本保持在5%上下的水平了。
这也得感谢20年的那场波及整个西欧、连续爆炸了两个泡沫经济危机。
虽然说,像郁金香泡沫一样,经济上的泡沫和炒作没啥太久的记性,但这时候“井绳”个三五十年还是不成问题的。
因着这两场泡沫爆炸带来的影响,应该说,三五十年之内,还没有能如同后世泡沫那样的投资,能够吸引和容纳足够的资本。
大顺这边只要能保证5%到7%的年息,贷款是绝无问题的。
而且凭借大顺的体量这么大,借国债最怕的打败仗还不起钱,只要体量够大,只要还是那个欧洲所认为的“超越了理想国、乌托邦、大洋城”的完美的、道德哲人王所统治的国度,借钱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
再者,大顺不但借的起国债了,而且刘钰还在松江府搞了银行,或者叫“钱庄”,将外贸白银强制性地储存起来。虽然保证1:1的发行,随时可以兑换。
但是,这玩意儿,平时用不着,一旦需要的时候,真到需要“问亲戚国丈大臣借几百万两不然要亡国”的时候,管他呢?
直接先把白银挪用,只要松江府那两万驻军还在,难不成号称“固若金汤”的银行金库真的就固若金汤?
除了上诉这些因素外,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,就是大顺实行的深入加强版的一条鞭法改革。
虽然一条鞭暂时还只是在苏南地区实行,但在别的地方,作为前序的人头税改革也已经拉开了帷幕。
几乎算是说,一夜之间,大顺蹦出来了许多人口。
很多根本不是生出来的,而是之前人头税存在的缘故,用各种手段隐匿了。
这也导致大顺的人口统计数据迅速更新,而人口统计数据,又是和盐引数量息息相关的。
盐,不是地瓜、土豆、小麦、大米。只统计小麦大米产量,要考虑吃地瓜吃土豆的人。
卖大米不会认为人口激增就增加,很多人可能根本吃不起大米,吃点地瓜啥的混着活下来就是了。
可盐不一样。
吃地瓜、吃大米、甚至吃山珍海味的勋贵皇帝,都得吃盐。
氯化钠面前,人人平等。
人口一多,这盐引的数额也得变。
再配上本身废漕改海导致的巡查缉私的路线都要变动。
虽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放,只是盐政改革的次要促成原因,但这两个次要原因凑在一起,也正好推进了这一次皇帝对盐政改革的决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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