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六四章 盐改的第二封奏疏
菀渎在后世已经沦落成了个小村子,黄河南流,决口不断,改变了很多事。
不只是愣生生造出来向内延伸百余里的海岸,也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经济条件,原本的富庶地区混成现在这样,刘钰心中也是感慨万千。
在史世用陪伴下,刘钰只是在菀渎盐场稍微转了转,稍微和煮盐的百姓聊了几句,就离开了。
这里还是用的煮盐法,实际上晒盐法早就技术成熟了。
想想其实也能理解,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了。
煮盐用的柴火、煤,以及巨大的铁锅,都不是穷苦的灶户所能独自承担的。
这也使得朝廷有能力控制他们,因为朝廷的管理能力太次,所以只能选择往后退,用往后退的方式来管理。
明明早就有了晒盐法,可是晒盐法怎么管呢?
控制好了柴火、煤、锅灶,就能控制煮盐的盐产量,从而防止走私,才能收上盐税。
可要是用晒盐法呢?难道还能像查柴禾、煤炭一样,去查太阳吗?
和明末的思想解禁一样,晒盐之类的新技术能在福建等地铺开,不是因为朝廷主动推进进步,而是朝廷无力管辖。
而两淮地区的盐,太重要了,占了盐税的大头,这里朝廷也只能选择用这种落后的方式进行控制——因为重要,所以落后。
帝国的软件,决定了帝国能控制的硬件上限。让硬件要更新,帝国的软件发现跟不上的时候,就会选择不准硬件更新,甚至让硬件退版本。
那些发展的地方、冲破桎梏的地方,不是朝廷不想管,而是朝廷无力管。
这种事,别人或许还要问问煮盐的灶户为什么这么苦?
刘钰是不用问的。
作为一个在松江府推广废弃漕米实物、改收白银税的人,他很清楚每年收米的时候什么样。
米下来之后,商人就会压价,压到一个极低的价格。
缺钱用的时候,就会放贷,贷出一个极高的利息。
这些煮盐的灶户也是一样,被盐商所控制,压低盐价;需要资本买柴的时候,就放出高利息的贷款。理论上,朝廷有规定价,但凡是一旦只是理论上,那就等于不存在。
本来明初的设计,是官方提供资本、铁锅、柴禾等,煮出来盐,按照官方价格定价收购。
但朝廷没钱,所以发纸钞,发没有准备金、且税收都不收的纸钞。
一整套朝廷全面管控的官山海手段,明也好、顺也罢,都是玩不转的。
小生产者的逻辑从不是反对各种剥削,只是反对自己不是剥削者,这是小农心态注定的事。
即便现在大顺来改革,也很难改成全面的朝廷控制,把这些小生产者盐户,弄成官方盐场的雇工。
朝廷既要百姓能吃上盐,也要保证能从盐里收到税,这也就造就了几乎无解的局面。
除非大顺的基层控制力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。
但刘钰身处黄河岸边,想着一河之隔的对面正在修的那条后世同等技术条件、同等铁器工具下,一个地级市的动员和控制能力,与这个倾全国之力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惨烈对比,就明白这不过是妄想。
要推动晒盐法改革的难题,从不是生产技术上的,而是缉私技术上的、是基层管理能力上的难题。
换一种适当松一些的、符合现在大顺控制能力的手段,允许资本入场呢?
靠资本充足,把这些小盐户都挤垮,让他们成为赤贫的无产者,为新时代的降生提前孕育呢?
略微在菀渎盐场做了一番考察后,刘钰给皇帝写了关于盐政改革的第二封奏折。
一共两个问题。
为什么两淮盐会出现“川盐入楚、粤盐入湘”的走私情况?湖北和湖南,可都是两淮的“销售区”。
因为川盐用天然气煮盐,根本不用烧柴禾。
而广东福建,则因为前朝管辖的少,早早普及了晒盐法。
使得两淮地区的盐的成本,是远远高于这两个地方的。
烧柴,也得花钱。
甚至于,烧柴的钱,几乎是占了煮盐三分之二的成本。
柴禾不是到处都有的,为了煮盐,又许多很多的土地专门种树,用种植的树木,保证煮盐的燃料问题。这又变相增加了淮北地区的土地矛盾。
而不管是四川的天然气煮盐,还是福建广东的日光晒盐,燃料成本是省了的。
所以,想要根绝川盐入楚、粤盐入湘的问题,从根本上讲,最好是让两淮采取晒盐法。
否则,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手段,越查私盐越多。
这是成本问题,用来解决两淮盐的盐税在湖北、湖南被走私盐夺走的问题。
另一个,就是刘钰提出类似于松江海商集团那样的方式,以大公司的形式,方便政府监管控制,采取晒盐法。
两淮地区晒盐法,有一个技术问题,那就是因为黄河入海的缘故,使得这里的海水比别处“淡”。
比别处淡,想要晒盐就不容易。但实际上,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,那就是淋卤。
既然没有技术问题,这种大公司投资、挤垮那些小盐户,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这些大公司,可以采用一些新技术。
苏北地区本来就有用风车提盐水的手段,但是随着后来一步步往小农退,连煮盐也往小农退,宋时就有的苏北风车已经基本见不到了。
现在大顺已经可以做出蒸汽机了,不敢也不能往纺织业上用,那完全可以用在这些对传统小农经济冲击不大的地方。
为什么这些盐场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?
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煮盐的人逃亡,朝廷每年都要花钱招募,给一些股本,让他们来干。
但往往,干不几年,就被盐商盘剥的吊毛没有了。除了逃亡,还能怎么办呢?
这和传统土地小农不同,传统土地小农,朝廷这边担心影响他们的生计。
但对煮盐来说,则是要面对不断有人跑路的情况。
这几年其实更加严重,伴随着下南洋在黄淮地区展开,而劝君莫要下南洋的感叹还没有流传开,大量的盐户是偷着往南洋跑的。
这种情况下,也就不需要考虑会不会影响“小民”生计。
反倒是可以用最简单直接的手段,上演一幕“大工场挤垮了个人手工业、使得他们沦为赤贫的无产者”的过程。
恰好,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蒸汽机等,又不是私人小户能够买得起、用得起的。
同时,作为大公司,可以多生产一些存量,只要朝廷监管到位。
相对分散的小户来说,大公司,如同松江府的那些垄断集团一样,其实更容易被监管。
朝廷定出的卖盐价,理论上是有利润的。只是那些小盐户一方面要靠薪柴煮盐增加成本、一方面又饱受盐商“收盐压价、买柴涨价”的盘剥,是以难以赚钱。
所以,如果能够实行改革,既可以保证承办的公司有利可图,又可以压低两淮盐的价格,从而驱赶川盐入楚、粤盐入湘的问题。
同时,既然朝廷要改革,要从盐引盐纲法,改革成盐票法。
那么,按票纳税,也可以达成盐业生产后朝廷的目标:收税。
大公司是可以压低成本的,而晒盐又是需要场地的,所以私盐只能选择继续煮,比较隐秘嘛,这又是必然无法竞争过采取了新技术的大公司的。
要么破产,去南洋种植园。
要么破产,去盐场当雇工。
要么破产,去要饭。
没有第四条路可走。
朝廷要做的,就两件事:检查盐的质量、按照盐的数量收税。
除了这些和盐业直接有关的因素外,刘钰还说了其余一个和盐业似乎关系不大的好处,或者说是规划。
切入点玻璃生产,而之所以由此切入,因为这几年玻璃生产也是朝廷的重要税源了。
玻璃生产考虑要先考虑市场问题,苏南地区经济发达,玻璃的销量年年提升。玻璃这玩意儿运输起来,比瓷器还麻烦,经不起海上的风波巨浪。
所以,最好是在苏南地区直接投产一些玻璃生产厂。
朝廷是支持玻璃产业发展的,因为每块玻璃出厂之前,就会缴税。
而且,朝廷控制着处在北边的、科学院承办的新式的制碱厂。
从源头上控制了玻璃产业的上游原料,这就使得玻璃业虽然是商人经营的,但却没有逃税的空间——多少碱,对应多少玻璃,这和盐业之前根据柴禾数量来推断是否有私盐,是一样的道理。
玻璃制造,又需要大量的煤,或者烧柴也行。
苏南地区的柴价很贵,人口众多,那里又没有大煤矿,城市化率相对别处又高,柴价自然贵。
除了玻璃制造业,苏南地区的一些新兴产业,也都开始使用蒸汽机。比如锯木、造船等等。
如果能够让淮北晒盐也采用蒸汽机提卤,那么构建一个以连云港为中心的煤业港口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。
淮北地区是有煤的,尤其是距离连云港不是太远的徐州地区、枣庄地区,都是有煤的。
那里的煤,又恰恰可以使用到蒸汽机——因为黄河改道的缘故,使得宋之前的一些煤矿,都大量积水。而这些粗笨的蒸汽机,做提水用,又恰恰非常适合在那里采煤。
只要有利可图,那么刘钰可以牵头,利用原本的河道,再配合上马拉的生铁铁轨,铁运水运结合的方式,将煤炭运送到海州。
一部分供淮北晒盐使用。
一部分则乘船去苏南地区,既可以缓解苏南地区“薪柴日贵”的窘境,也可以促进苏南地区的产业发展。
因为此时黄河还没有制造广泛的苏鲁黄泛区,实际上这个看起来挺大的工程,其实并不大。
海州往西,因为黄泛区此时还未出现,是以蔷薇河是可以通船的。
同时,还有一个后世已经干涸、但此时存在的青伊湖。
到青伊湖往西,还有个此时很大的骆马湖,因为黄河水的存在,使得骆马湖一段的大运河水量可以通航。
实质上,要修的,只是一段从骆马湖到青伊湖的路,大约80里,没几个钱,资本完全修的起,而且有得赚。
因为这条路不止运煤,还要运盐,运其余商品。算算现在苏南的薪柴价和大顺的航海术水平,海运煤依旧有得赚。
刘钰最后又站在朝廷的角度,分析了一下这样规划“对朝廷、对天子”的好处:
在运河被废弃之后,保持南北之间纽带联系的,只剩下了海军。
这样的纽带联系,是不够坚实的。
最好的办法,是加强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,即:南离不开北、北离不开南。
如此,才能解决运河被废弃之后,南北之间的隔阂和分离问题。
朝廷日后想要控制苏南,实际上只需要出京畿、过济南、到徐州即可。控制了那里的煤,也就控制了苏南日益发展的产业。
如此,江山社稷方可稳固。
刘钰的每一次改革计划,都必要让皇帝看到:这样对加强皇权、加强皇帝对天下的控制有什么好处。虽然里面都埋着坑,可刘钰估计皇帝是根本看不出来的。
至于别的……听皇帝和士大夫说说什么天下苍生罢了,可别真信,不管哪个皇帝,只要他坐稳了位子。
最简单的例子,如果朝廷真的为了天下苍生、天下百姓,晒盐法早特么在两淮地区推广了,还轮得到现在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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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只是愣生生造出来向内延伸百余里的海岸,也彻底改变了这里的经济条件,原本的富庶地区混成现在这样,刘钰心中也是感慨万千。
在史世用陪伴下,刘钰只是在菀渎盐场稍微转了转,稍微和煮盐的百姓聊了几句,就离开了。
这里还是用的煮盐法,实际上晒盐法早就技术成熟了。
想想其实也能理解,为什么改革这么难了。
煮盐用的柴火、煤,以及巨大的铁锅,都不是穷苦的灶户所能独自承担的。
这也使得朝廷有能力控制他们,因为朝廷的管理能力太次,所以只能选择往后退,用往后退的方式来管理。
明明早就有了晒盐法,可是晒盐法怎么管呢?
控制好了柴火、煤、锅灶,就能控制煮盐的盐产量,从而防止走私,才能收上盐税。
可要是用晒盐法呢?难道还能像查柴禾、煤炭一样,去查太阳吗?
和明末的思想解禁一样,晒盐之类的新技术能在福建等地铺开,不是因为朝廷主动推进进步,而是朝廷无力管辖。
而两淮地区的盐,太重要了,占了盐税的大头,这里朝廷也只能选择用这种落后的方式进行控制——因为重要,所以落后。
帝国的软件,决定了帝国能控制的硬件上限。让硬件要更新,帝国的软件发现跟不上的时候,就会选择不准硬件更新,甚至让硬件退版本。
那些发展的地方、冲破桎梏的地方,不是朝廷不想管,而是朝廷无力管。
这种事,别人或许还要问问煮盐的灶户为什么这么苦?
刘钰是不用问的。
作为一个在松江府推广废弃漕米实物、改收白银税的人,他很清楚每年收米的时候什么样。
米下来之后,商人就会压价,压到一个极低的价格。
缺钱用的时候,就会放贷,贷出一个极高的利息。
这些煮盐的灶户也是一样,被盐商所控制,压低盐价;需要资本买柴的时候,就放出高利息的贷款。理论上,朝廷有规定价,但凡是一旦只是理论上,那就等于不存在。
本来明初的设计,是官方提供资本、铁锅、柴禾等,煮出来盐,按照官方价格定价收购。
但朝廷没钱,所以发纸钞,发没有准备金、且税收都不收的纸钞。
一整套朝廷全面管控的官山海手段,明也好、顺也罢,都是玩不转的。
小生产者的逻辑从不是反对各种剥削,只是反对自己不是剥削者,这是小农心态注定的事。
即便现在大顺来改革,也很难改成全面的朝廷控制,把这些小生产者盐户,弄成官方盐场的雇工。
朝廷既要百姓能吃上盐,也要保证能从盐里收到税,这也就造就了几乎无解的局面。
除非大顺的基层控制力达到一个惊人的高度。
但刘钰身处黄河岸边,想着一河之隔的对面正在修的那条后世同等技术条件、同等铁器工具下,一个地级市的动员和控制能力,与这个倾全国之力的动员和控制能力的惨烈对比,就明白这不过是妄想。
要推动晒盐法改革的难题,从不是生产技术上的,而是缉私技术上的、是基层管理能力上的难题。
换一种适当松一些的、符合现在大顺控制能力的手段,允许资本入场呢?
靠资本充足,把这些小盐户都挤垮,让他们成为赤贫的无产者,为新时代的降生提前孕育呢?
略微在菀渎盐场做了一番考察后,刘钰给皇帝写了关于盐政改革的第二封奏折。
一共两个问题。
为什么两淮盐会出现“川盐入楚、粤盐入湘”的走私情况?湖北和湖南,可都是两淮的“销售区”。
因为川盐用天然气煮盐,根本不用烧柴禾。
而广东福建,则因为前朝管辖的少,早早普及了晒盐法。
使得两淮地区的盐的成本,是远远高于这两个地方的。
烧柴,也得花钱。
甚至于,烧柴的钱,几乎是占了煮盐三分之二的成本。
柴禾不是到处都有的,为了煮盐,又许多很多的土地专门种树,用种植的树木,保证煮盐的燃料问题。这又变相增加了淮北地区的土地矛盾。
而不管是四川的天然气煮盐,还是福建广东的日光晒盐,燃料成本是省了的。
所以,想要根绝川盐入楚、粤盐入湘的问题,从根本上讲,最好是让两淮采取晒盐法。
否则,都是些治标不治本的手段,越查私盐越多。
这是成本问题,用来解决两淮盐的盐税在湖北、湖南被走私盐夺走的问题。
另一个,就是刘钰提出类似于松江海商集团那样的方式,以大公司的形式,方便政府监管控制,采取晒盐法。
两淮地区晒盐法,有一个技术问题,那就是因为黄河入海的缘故,使得这里的海水比别处“淡”。
比别处淡,想要晒盐就不容易。但实际上,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,那就是淋卤。
既然没有技术问题,这种大公司投资、挤垮那些小盐户,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这些大公司,可以采用一些新技术。
苏北地区本来就有用风车提盐水的手段,但是随着后来一步步往小农退,连煮盐也往小农退,宋时就有的苏北风车已经基本见不到了。
现在大顺已经可以做出蒸汽机了,不敢也不能往纺织业上用,那完全可以用在这些对传统小农经济冲击不大的地方。
为什么这些盐场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?
因为每年都有大量的煮盐的人逃亡,朝廷每年都要花钱招募,给一些股本,让他们来干。
但往往,干不几年,就被盐商盘剥的吊毛没有了。除了逃亡,还能怎么办呢?
这和传统土地小农不同,传统土地小农,朝廷这边担心影响他们的生计。
但对煮盐来说,则是要面对不断有人跑路的情况。
这几年其实更加严重,伴随着下南洋在黄淮地区展开,而劝君莫要下南洋的感叹还没有流传开,大量的盐户是偷着往南洋跑的。
这种情况下,也就不需要考虑会不会影响“小民”生计。
反倒是可以用最简单直接的手段,上演一幕“大工场挤垮了个人手工业、使得他们沦为赤贫的无产者”的过程。
恰好,能够极大提升生产效率的蒸汽机等,又不是私人小户能够买得起、用得起的。
同时,作为大公司,可以多生产一些存量,只要朝廷监管到位。
相对分散的小户来说,大公司,如同松江府的那些垄断集团一样,其实更容易被监管。
朝廷定出的卖盐价,理论上是有利润的。只是那些小盐户一方面要靠薪柴煮盐增加成本、一方面又饱受盐商“收盐压价、买柴涨价”的盘剥,是以难以赚钱。
所以,如果能够实行改革,既可以保证承办的公司有利可图,又可以压低两淮盐的价格,从而驱赶川盐入楚、粤盐入湘的问题。
同时,既然朝廷要改革,要从盐引盐纲法,改革成盐票法。
那么,按票纳税,也可以达成盐业生产后朝廷的目标:收税。
大公司是可以压低成本的,而晒盐又是需要场地的,所以私盐只能选择继续煮,比较隐秘嘛,这又是必然无法竞争过采取了新技术的大公司的。
要么破产,去南洋种植园。
要么破产,去盐场当雇工。
要么破产,去要饭。
没有第四条路可走。
朝廷要做的,就两件事:检查盐的质量、按照盐的数量收税。
除了这些和盐业直接有关的因素外,刘钰还说了其余一个和盐业似乎关系不大的好处,或者说是规划。
切入点玻璃生产,而之所以由此切入,因为这几年玻璃生产也是朝廷的重要税源了。
玻璃生产考虑要先考虑市场问题,苏南地区经济发达,玻璃的销量年年提升。玻璃这玩意儿运输起来,比瓷器还麻烦,经不起海上的风波巨浪。
所以,最好是在苏南地区直接投产一些玻璃生产厂。
朝廷是支持玻璃产业发展的,因为每块玻璃出厂之前,就会缴税。
而且,朝廷控制着处在北边的、科学院承办的新式的制碱厂。
从源头上控制了玻璃产业的上游原料,这就使得玻璃业虽然是商人经营的,但却没有逃税的空间——多少碱,对应多少玻璃,这和盐业之前根据柴禾数量来推断是否有私盐,是一样的道理。
玻璃制造,又需要大量的煤,或者烧柴也行。
苏南地区的柴价很贵,人口众多,那里又没有大煤矿,城市化率相对别处又高,柴价自然贵。
除了玻璃制造业,苏南地区的一些新兴产业,也都开始使用蒸汽机。比如锯木、造船等等。
如果能够让淮北晒盐也采用蒸汽机提卤,那么构建一个以连云港为中心的煤业港口的条件就已经成熟了。
淮北地区是有煤的,尤其是距离连云港不是太远的徐州地区、枣庄地区,都是有煤的。
那里的煤,又恰恰可以使用到蒸汽机——因为黄河改道的缘故,使得宋之前的一些煤矿,都大量积水。而这些粗笨的蒸汽机,做提水用,又恰恰非常适合在那里采煤。
只要有利可图,那么刘钰可以牵头,利用原本的河道,再配合上马拉的生铁铁轨,铁运水运结合的方式,将煤炭运送到海州。
一部分供淮北晒盐使用。
一部分则乘船去苏南地区,既可以缓解苏南地区“薪柴日贵”的窘境,也可以促进苏南地区的产业发展。
因为此时黄河还没有制造广泛的苏鲁黄泛区,实际上这个看起来挺大的工程,其实并不大。
海州往西,因为黄泛区此时还未出现,是以蔷薇河是可以通船的。
同时,还有一个后世已经干涸、但此时存在的青伊湖。
到青伊湖往西,还有个此时很大的骆马湖,因为黄河水的存在,使得骆马湖一段的大运河水量可以通航。
实质上,要修的,只是一段从骆马湖到青伊湖的路,大约80里,没几个钱,资本完全修的起,而且有得赚。
因为这条路不止运煤,还要运盐,运其余商品。算算现在苏南的薪柴价和大顺的航海术水平,海运煤依旧有得赚。
刘钰最后又站在朝廷的角度,分析了一下这样规划“对朝廷、对天子”的好处:
在运河被废弃之后,保持南北之间纽带联系的,只剩下了海军。
这样的纽带联系,是不够坚实的。
最好的办法,是加强南北之间的经济联系,即:南离不开北、北离不开南。
如此,才能解决运河被废弃之后,南北之间的隔阂和分离问题。
朝廷日后想要控制苏南,实际上只需要出京畿、过济南、到徐州即可。控制了那里的煤,也就控制了苏南日益发展的产业。
如此,江山社稷方可稳固。
刘钰的每一次改革计划,都必要让皇帝看到:这样对加强皇权、加强皇帝对天下的控制有什么好处。虽然里面都埋着坑,可刘钰估计皇帝是根本看不出来的。
至于别的……听皇帝和士大夫说说什么天下苍生罢了,可别真信,不管哪个皇帝,只要他坐稳了位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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