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七六章 决胜千里之外(三)
这种行业,肯定是要靠朝廷扶植的。
扶植的意义,既在于将来真要是在朝贡圈内打大仗,用得着;也在于前期依靠漕米、赈灾、后勤等巨额的订单,才能保证此行业的前期生存。
这种扶植很有东方特色,既不同于英国的董事会决定一切的东印度公司模式,也不同于法王直接控制的殖民和印度公司模式,而是东方特色下的、从盐铁专营的发展中脱胎而出的一种特殊的官督商办。
某种程度上讲,开中法和对北方游牧战争持续状态下的盐政制度,也算是一种对财阀的扶植。只不过盐有些特殊,而且伴随着大顺的战略重心由北向南,从大战略上讲盐商的衰败也是一种必然趋势。
刘钰这也算是“一钱多用”。
借着漕运改革,靠着大顺唯一能动用的政府干涉力量、真正唯一有力量管控的京畿区的漕米问题,完成了“资本投向南洋大开发”和“扶植航运财阀”两个目的。
所谓扶植,就是说由上面挑人。觉得你行,就扶植你;行还是不行,取决于上面想扶植谁。纯看资本和能力的话,能干的人多了去了。
刘钰现在只能影响一下海军后勤局改革的方向,施加一定的影响力。但他无权决定是否这么改。
不过,一旦定下来,他可以直接选择扶植谁。
田贞仪大概给这些人讲了一下朝廷的政策,以及扶植的方向。
朝廷肯定不会出钱的,没现钱。
但可以将海军运输船队,折旧之后算作资本,投入到航运公司当中。
朝廷可以让这些人选择两种回报方式。
其一,将朝廷这边的海军裁撤的运输船,折旧之后算作资本,以年息15%来算,分7年还清,也就是还朝廷本息共一倍的钱。
其二,便是朝廷直接算股份,按年分红,但朝廷这边适度加强监管。
不管这两种怎么选,有一点是确定的:即一旦战争开始,所有船只统一归海军后勤局调遣,届时海军后勤局的参谋部会直接接管航运公司的所有业务和船只。
所有水手,按时登记;所有公司船只,每年报备。
这些商人只稍微考虑了一下,就决定选择第一种。
这也是刘钰的一贯策略,从不独断,都会给出二三个选择。但肯定的,商人必然会选择刘钰想让他们选的那个。
从商人的角度上讲,为什么选第一个,也不必说。谁也不想头顶上还顶着个公公婆婆。
而从朝廷的角度,或者从皇帝身边小圈子的角度,将来的税收前景是美好的,相对于长期回报,现在更需要一些短期的、快速回笼资金的回报。
将运输船队折算成给渤海造船厂造巡航舰、战列舰的白银,快速增强大顺的海军实力,为刘钰说的“第一次世界大战”这个战略机遇期做准备。
只要打赢了一战,拿下印度、夺取欧洲的东方贸易主导权,谁会在意航运公司的那点分红?恐怕连印度五分之一的土地税都及不上。
当然这种事赶在这时候,自然也要为朝廷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作出贡献。
田贞仪秉持着刘钰的想法,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,只是和他们说了一下抓紧时间。
“交接、挂牌、成立的事,这不必说,你们几家既都同意,那就商量一下。”
“漕米之类的运输,朝廷也会独家授权给你们,这一点你们也大可放心。”
“此外,因为运河被废,除了海船之外,还有一部分江船,从松江府到武汉的江船,这些朝廷的折旧价就更低了。既说是扶植,那就是扶植,而不是想要卖些旧货给你们。朝廷就是要把一些国有资产,用低价转给你们。”
“他的意思呢,就是快,越快越好。一定要在今年北方秋收,也就是八月十五之前,步入正轨。”
“海军那边的人,会在半个月内来和你们接洽。这事儿是你们的事,你们自己谈。”
“可还有什么问题?”
这几个商人互相看了看,心想这还有什么问题?
朝廷要扶植的话,从来都是这么简单粗暴。就像是当年开国之初北边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,陕山之盐商也是这种扶植的套路。
大量的国有资产,有形的或者无形的,以低价甚至直接送的方式给予他们。对这种扶植的套路,这些商人心里都清楚。
而在清楚至于,也从这里面咂摸出一些别的滋味。
江船?
漕运被废之后,朝廷还要把大量的江船交出来,这对公司而言可是个好消息啊。
若能控海、控江,就不提公司自己承办的业务,便是朝廷这边的订单,那也比只是黑水洋航线多了不少啊。
“我等没什么问题了。夫人且放心,时不我待的道理我们是懂的。在北边的人来之前,我们就会定下各自的股本份额、各家先抽一批船,先保证今年季风季400万石的运输量。”
田贞仪回道:“那便好。尽快吧,越快越好。事已说完,我就不便在这里逗留,诸位自便。”
说罢,自从帘子后面离开。
待田贞仪离开,这些商人便放开了刚才的矜持,大声地讨论起来。
赚钱嘛,无非是坐地起价就地还钱,赚钱当然不丢人,至少在松江府这几年的风气道德之下,不但不耻反而是荣。
明显是赚钱的买卖,几家都想要多要一份,但也知道自己多要别人肯定不同意。
若是今天不解决,回去之后谁知道谁家和谁家能悄悄联合。
是以在这种互相猜忌之下,倒是很快达成了一致。
各家先各出一条大船、三天中船,再各分一些股本,待海军的运输船到了之后,再议去造船厂下新的订单。
…………
不久之后。
长芦盐场。
若沿运河北上,到京畿一带的时候,会感觉到说不出的凄凉。
叫人恐惧的日子刚刚过去,一些人家挂着的孝布还没有取下。
但若离开运河,只看长芦盐场附近,却又是一片生机盎然。
百姓或是以小船、或是以小车,将各家囤积的盐,朝着朝廷指定的榷场里送,当面点钱。
一时间,百姓夸赞朝廷、颂扬皇帝圣德的话,不绝于耳。
然而,实际上,甚至只是在半个月前,还不是这样的。
若是那时候来长芦盐场各处,听到的,就是诸如皇帝昏庸无道、重用奸佞之类的咒骂。
几个月前,朝廷将在西京驻扎的西域轮戍军团回调了一部分,大量的孩儿军特务也从京城离开,对运河沿岸来了一场大清洗。
运河沿岸的百姓在那段时间,常见的场景,就是一群西北边军提着枪,冲进罗教、无为教、青莲帮等设立的供帮内弟兄的漕运水手歇脚的庵堂。
连砸带打,宛若土匪。
那段时间,但凡有人念几句无生老母、真空家乡,就有可能被流放到鲸海苦寒之地去种玉米。
这些刻意抽调过来的西北糙汉,与这边的漕运水手也无什么瓜葛,往往就是一群人堵住门,然后用枪托砸开庵堂的大门。
进去之后二话不说,先拿枪托照着脑袋砸两下,然后把庵堂里的负责人抓起来。抽出鞭子,帮着庵堂里的人恢复恢复记忆。
军官负责抓人。
专业对口的孩儿军特务组织当即审问。
一:负责这一带的罗教、无为教、青莲、白莲的书记、清虚、太空,都是谁?你自己在教内是什么品级?上线是谁?下线有哪些?
二:上级组织在哪接头?
三:庵堂歇脚的入教漕运水手的名单在哪?
三个问题问完,拒绝回答,先来一顿打。
打完之后接着问,问不出来接着打。
一时间,从京城到山东,沿途到处都是哭喊声。
也爆发了几次教徒起事的情形,但西北驻军很多都是在西域轮戍归来的,真刀真枪在西域和各路人马打过仗的。
时代变了,这些教众如何打得过正规军?
从天津到山东,无为教四阶书记以上的中高层,几乎被一扫而空。
只要确定是书记以上的教众,全部带回京城,基本上都是死刑。
下层教众,先抓起来,关几天,公开宣布退教、辱骂教首、辱骂教祖,才许离开。
大顺朝廷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,通过调动和漕运地区毫无瓜葛的西域轮戍军团,用这种极端暴力的方式,清除了漕运改革可能带来的混乱。
京城的大量孩儿军探子深入运河沿线,到处打听,布满暗桩。
以后世的视角来看,这完全算是封建王朝的罪恶体现:这些念着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教众,只是可能会起事,但还没有起事,结果朝廷就直接选择了把中上层抓起来了。
皇帝既然定下来了废弃运河的心思,自然不可能会放着不管,等着酝酿出了大事之后再管。
一来运河被废,大量的漕工失业。而无为教、罗教、青莲帮本来就是个以漕工为主要发展群体的组织。
二来就是运河被废,无为教的重要财源,走私长芦盐的利润,被切断了。可能一些教众会组织起事。
无为教,如果用基督教那一套东西来套的话,可以类比于“禅宗的圣象破坏派”,认为汉家佛教搞偶像崇拜,无为教反对诵经念佛,认为那是形式过重,教义的一个核心就是“不立像、不诵经”,认为佛教搞偶像崇拜和念经是“执着色相”,是异端。
本来一开始也算不上邪教。
创始人是明中期的佛教徒,读了佛经之后,认为“彼国、来世之说纯粹放屁”,提出了:在世间做善事,最多也就得到好点的重生,但依旧还是无尽的苦难轮回。
道在心中,不在偶像上,不在仪式上。只要心中觉悟,则就可以得到救赎。
因为认为“敬香礼佛”之类的仪式,都是“有为法”。
故而自己这一套“信在心中”,自称为“无为教”。
不立文字,不设偶像,不设仪式,不需要会念经,不需要认字,要靠心中的信和顿悟。
应该说,也算是宗教改革新教的路子,把教义的解释权从教会手里交给每个人,信则称义。
显然,这种不需要门槛、不需要认字、甚至不需要仪式和偶像的套路,最容易传播的地方,当然就是运河两岸的大量漕工了。
只不过,二百年过去,渐渐变了味,从一开始的改革式佛道融合,现在逐渐成为了帮派组织。
原本批判的白莲教的那一套,也融合进了这里面,立出来了新的偶像无生老母、无极圣祖等。
而且一开始立教的时候,是狂喷白莲教的。结果现在,直接融合了,
因为……没有正统教义,那么就没有异端异教,啥都能融,甚至还出现了以陆王心学为基础的新无为教派别,号称要搞“儒释道白莲无为五教合流”。
教义这东西,甭管多好,听听就罢了。第一代无为教的祖师应该没啥问题,教义也好,思想也罢,算是一种思想解放。但后续开始就直接自封教主,设置教阶,开坛做法,重立偶像,从教主直接化身大地主,靠收的香火钱份子钱,买房子买地做买卖贩私盐。
如今信徒日多,帮派成员逐渐垄断了运河的食盐走私业,靠着有组织地贩卖走私盐,成为了运河沿岸从京城到江苏首屈一指的大型帮派组织。
朝廷之前又不是瞎子。
之前不动他们,现在动他们,只是因为运河被废了,这样的帮派组织不会对朝廷的漕运产生巨大威胁了——如果运河还是京畿粮食命脉的时候,大顺朝廷可不敢这么对待这些教众,只怕抓住教首,也就关几天便放了。
甚至出现过教内女巫说监狱里关着的教首是弥勒佛转世,而组织教众攻打县城劫狱这样的事。朝廷也只能把起事的人处置一番,不敢搞清洗,怕闹得太大,影响漕运。比起后来禁天主教时候的烧、砍秘密传教士,不可同日而语。
漕运就是朝廷的卵和蛋,谁捏在手里,都能和朝廷讨价还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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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植的意义,既在于将来真要是在朝贡圈内打大仗,用得着;也在于前期依靠漕米、赈灾、后勤等巨额的订单,才能保证此行业的前期生存。
这种扶植很有东方特色,既不同于英国的董事会决定一切的东印度公司模式,也不同于法王直接控制的殖民和印度公司模式,而是东方特色下的、从盐铁专营的发展中脱胎而出的一种特殊的官督商办。
某种程度上讲,开中法和对北方游牧战争持续状态下的盐政制度,也算是一种对财阀的扶植。只不过盐有些特殊,而且伴随着大顺的战略重心由北向南,从大战略上讲盐商的衰败也是一种必然趋势。
刘钰这也算是“一钱多用”。
借着漕运改革,靠着大顺唯一能动用的政府干涉力量、真正唯一有力量管控的京畿区的漕米问题,完成了“资本投向南洋大开发”和“扶植航运财阀”两个目的。
所谓扶植,就是说由上面挑人。觉得你行,就扶植你;行还是不行,取决于上面想扶植谁。纯看资本和能力的话,能干的人多了去了。
刘钰现在只能影响一下海军后勤局改革的方向,施加一定的影响力。但他无权决定是否这么改。
不过,一旦定下来,他可以直接选择扶植谁。
田贞仪大概给这些人讲了一下朝廷的政策,以及扶植的方向。
朝廷肯定不会出钱的,没现钱。
但可以将海军运输船队,折旧之后算作资本,投入到航运公司当中。
朝廷可以让这些人选择两种回报方式。
其一,将朝廷这边的海军裁撤的运输船,折旧之后算作资本,以年息15%来算,分7年还清,也就是还朝廷本息共一倍的钱。
其二,便是朝廷直接算股份,按年分红,但朝廷这边适度加强监管。
不管这两种怎么选,有一点是确定的:即一旦战争开始,所有船只统一归海军后勤局调遣,届时海军后勤局的参谋部会直接接管航运公司的所有业务和船只。
所有水手,按时登记;所有公司船只,每年报备。
这些商人只稍微考虑了一下,就决定选择第一种。
这也是刘钰的一贯策略,从不独断,都会给出二三个选择。但肯定的,商人必然会选择刘钰想让他们选的那个。
从商人的角度上讲,为什么选第一个,也不必说。谁也不想头顶上还顶着个公公婆婆。
而从朝廷的角度,或者从皇帝身边小圈子的角度,将来的税收前景是美好的,相对于长期回报,现在更需要一些短期的、快速回笼资金的回报。
将运输船队折算成给渤海造船厂造巡航舰、战列舰的白银,快速增强大顺的海军实力,为刘钰说的“第一次世界大战”这个战略机遇期做准备。
只要打赢了一战,拿下印度、夺取欧洲的东方贸易主导权,谁会在意航运公司的那点分红?恐怕连印度五分之一的土地税都及不上。
当然这种事赶在这时候,自然也要为朝廷现在正在进行的改革作出贡献。
田贞仪秉持着刘钰的想法,并没有把事情说清楚,只是和他们说了一下抓紧时间。
“交接、挂牌、成立的事,这不必说,你们几家既都同意,那就商量一下。”
“漕米之类的运输,朝廷也会独家授权给你们,这一点你们也大可放心。”
“此外,因为运河被废,除了海船之外,还有一部分江船,从松江府到武汉的江船,这些朝廷的折旧价就更低了。既说是扶植,那就是扶植,而不是想要卖些旧货给你们。朝廷就是要把一些国有资产,用低价转给你们。”
“他的意思呢,就是快,越快越好。一定要在今年北方秋收,也就是八月十五之前,步入正轨。”
“海军那边的人,会在半个月内来和你们接洽。这事儿是你们的事,你们自己谈。”
“可还有什么问题?”
这几个商人互相看了看,心想这还有什么问题?
朝廷要扶植的话,从来都是这么简单粗暴。就像是当年开国之初北边战争还未结束的时候,陕山之盐商也是这种扶植的套路。
大量的国有资产,有形的或者无形的,以低价甚至直接送的方式给予他们。对这种扶植的套路,这些商人心里都清楚。
而在清楚至于,也从这里面咂摸出一些别的滋味。
江船?
漕运被废之后,朝廷还要把大量的江船交出来,这对公司而言可是个好消息啊。
若能控海、控江,就不提公司自己承办的业务,便是朝廷这边的订单,那也比只是黑水洋航线多了不少啊。
“我等没什么问题了。夫人且放心,时不我待的道理我们是懂的。在北边的人来之前,我们就会定下各自的股本份额、各家先抽一批船,先保证今年季风季400万石的运输量。”
田贞仪回道:“那便好。尽快吧,越快越好。事已说完,我就不便在这里逗留,诸位自便。”
说罢,自从帘子后面离开。
待田贞仪离开,这些商人便放开了刚才的矜持,大声地讨论起来。
赚钱嘛,无非是坐地起价就地还钱,赚钱当然不丢人,至少在松江府这几年的风气道德之下,不但不耻反而是荣。
明显是赚钱的买卖,几家都想要多要一份,但也知道自己多要别人肯定不同意。
若是今天不解决,回去之后谁知道谁家和谁家能悄悄联合。
是以在这种互相猜忌之下,倒是很快达成了一致。
各家先各出一条大船、三天中船,再各分一些股本,待海军的运输船到了之后,再议去造船厂下新的订单。
…………
不久之后。
长芦盐场。
若沿运河北上,到京畿一带的时候,会感觉到说不出的凄凉。
叫人恐惧的日子刚刚过去,一些人家挂着的孝布还没有取下。
但若离开运河,只看长芦盐场附近,却又是一片生机盎然。
百姓或是以小船、或是以小车,将各家囤积的盐,朝着朝廷指定的榷场里送,当面点钱。
一时间,百姓夸赞朝廷、颂扬皇帝圣德的话,不绝于耳。
然而,实际上,甚至只是在半个月前,还不是这样的。
若是那时候来长芦盐场各处,听到的,就是诸如皇帝昏庸无道、重用奸佞之类的咒骂。
几个月前,朝廷将在西京驻扎的西域轮戍军团回调了一部分,大量的孩儿军特务也从京城离开,对运河沿岸来了一场大清洗。
运河沿岸的百姓在那段时间,常见的场景,就是一群西北边军提着枪,冲进罗教、无为教、青莲帮等设立的供帮内弟兄的漕运水手歇脚的庵堂。
连砸带打,宛若土匪。
那段时间,但凡有人念几句无生老母、真空家乡,就有可能被流放到鲸海苦寒之地去种玉米。
这些刻意抽调过来的西北糙汉,与这边的漕运水手也无什么瓜葛,往往就是一群人堵住门,然后用枪托砸开庵堂的大门。
进去之后二话不说,先拿枪托照着脑袋砸两下,然后把庵堂里的负责人抓起来。抽出鞭子,帮着庵堂里的人恢复恢复记忆。
军官负责抓人。
专业对口的孩儿军特务组织当即审问。
一:负责这一带的罗教、无为教、青莲、白莲的书记、清虚、太空,都是谁?你自己在教内是什么品级?上线是谁?下线有哪些?
二:上级组织在哪接头?
三:庵堂歇脚的入教漕运水手的名单在哪?
三个问题问完,拒绝回答,先来一顿打。
打完之后接着问,问不出来接着打。
一时间,从京城到山东,沿途到处都是哭喊声。
也爆发了几次教徒起事的情形,但西北驻军很多都是在西域轮戍归来的,真刀真枪在西域和各路人马打过仗的。
时代变了,这些教众如何打得过正规军?
从天津到山东,无为教四阶书记以上的中高层,几乎被一扫而空。
只要确定是书记以上的教众,全部带回京城,基本上都是死刑。
下层教众,先抓起来,关几天,公开宣布退教、辱骂教首、辱骂教祖,才许离开。
大顺朝廷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,通过调动和漕运地区毫无瓜葛的西域轮戍军团,用这种极端暴力的方式,清除了漕运改革可能带来的混乱。
京城的大量孩儿军探子深入运河沿线,到处打听,布满暗桩。
以后世的视角来看,这完全算是封建王朝的罪恶体现:这些念着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教众,只是可能会起事,但还没有起事,结果朝廷就直接选择了把中上层抓起来了。
皇帝既然定下来了废弃运河的心思,自然不可能会放着不管,等着酝酿出了大事之后再管。
一来运河被废,大量的漕工失业。而无为教、罗教、青莲帮本来就是个以漕工为主要发展群体的组织。
二来就是运河被废,无为教的重要财源,走私长芦盐的利润,被切断了。可能一些教众会组织起事。
无为教,如果用基督教那一套东西来套的话,可以类比于“禅宗的圣象破坏派”,认为汉家佛教搞偶像崇拜,无为教反对诵经念佛,认为那是形式过重,教义的一个核心就是“不立像、不诵经”,认为佛教搞偶像崇拜和念经是“执着色相”,是异端。
本来一开始也算不上邪教。
创始人是明中期的佛教徒,读了佛经之后,认为“彼国、来世之说纯粹放屁”,提出了:在世间做善事,最多也就得到好点的重生,但依旧还是无尽的苦难轮回。
道在心中,不在偶像上,不在仪式上。只要心中觉悟,则就可以得到救赎。
因为认为“敬香礼佛”之类的仪式,都是“有为法”。
故而自己这一套“信在心中”,自称为“无为教”。
不立文字,不设偶像,不设仪式,不需要会念经,不需要认字,要靠心中的信和顿悟。
应该说,也算是宗教改革新教的路子,把教义的解释权从教会手里交给每个人,信则称义。
显然,这种不需要门槛、不需要认字、甚至不需要仪式和偶像的套路,最容易传播的地方,当然就是运河两岸的大量漕工了。
只不过,二百年过去,渐渐变了味,从一开始的改革式佛道融合,现在逐渐成为了帮派组织。
原本批判的白莲教的那一套,也融合进了这里面,立出来了新的偶像无生老母、无极圣祖等。
而且一开始立教的时候,是狂喷白莲教的。结果现在,直接融合了,
因为……没有正统教义,那么就没有异端异教,啥都能融,甚至还出现了以陆王心学为基础的新无为教派别,号称要搞“儒释道白莲无为五教合流”。
教义这东西,甭管多好,听听就罢了。第一代无为教的祖师应该没啥问题,教义也好,思想也罢,算是一种思想解放。但后续开始就直接自封教主,设置教阶,开坛做法,重立偶像,从教主直接化身大地主,靠收的香火钱份子钱,买房子买地做买卖贩私盐。
如今信徒日多,帮派成员逐渐垄断了运河的食盐走私业,靠着有组织地贩卖走私盐,成为了运河沿岸从京城到江苏首屈一指的大型帮派组织。
朝廷之前又不是瞎子。
之前不动他们,现在动他们,只是因为运河被废了,这样的帮派组织不会对朝廷的漕运产生巨大威胁了——如果运河还是京畿粮食命脉的时候,大顺朝廷可不敢这么对待这些教众,只怕抓住教首,也就关几天便放了。
甚至出现过教内女巫说监狱里关着的教首是弥勒佛转世,而组织教众攻打县城劫狱这样的事。朝廷也只能把起事的人处置一番,不敢搞清洗,怕闹得太大,影响漕运。比起后来禁天主教时候的烧、砍秘密传教士,不可同日而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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